宋代文人對書法的新態(tài)度——以蘇軾為例

　　蘇軾對書法是很熱情的，他所寫的書法題跋，有很多內容是體現書法家的生活或個性，也有一些內容體現著他與書法家的關系，有的內容與書法本身關系不大。不管怎么樣，他題跋中的文字經常充滿個人的感受，富有感情，回憶，遺憾，或盼望。

 

　　東坡這100多個題跋，看起來寫得那么隨意而簡要，其實仔細思考后，會發(fā)現這些題跋很有特色，意義與影響很大。簡單地說，蘇軾之前，沒有人寫出類似討論書法的文章。

 

　　討論書法的文章始自漢代，其中種類豐富，有書體專論（譬如晉代衛(wèi)恒的《四體書勢》），通論（唐太宗，孫過庭，張懷瓘），用筆或筆法論（王羲之《筆陣圖》，張懷瓘）；有品藻，書評（南朝的庾肩吾《書品》），甚至還有收集關于書法家的故事。這些文章的文體也有多種，包括論，表，記，書，錄，賦，序文，碑文，等。只是幾乎沒有涉及題跋。唐代的書法題跋很少，零碎出現，但是沒有某個人寫出一大堆，更沒有人有條有理地寫出題跋集子。東坡上一代的歐陽修的著作中有幾百篇跋文，這些跋文被后人編成《六一題跋》。但事實上，這些跋文是歐陽修《集古錄》中的跋文，是金石學的重要文獻。雖然偶然提到石碑的書法，內容主要是金石學而不是討論書法。

 

　　除了書法題跋，蘇軾討論書法的詩歌、散文等內容也很有價值，應該把他所有以書法為主題的文章拿來作個研究，這樣才會了解蘇軾對書法整體的看法。

 

　　我今天不是談他對書法整體的看法，而是想從外因分析，蘇軾看重書法的原因。他對書法的關注與他當時的社會、政治、思想史有關系嗎？我從四種當時的現象來探討蘇軾對書法的思想與作為。

 

　　嘗試樹立書法的模范及對其歷史的觀點

 

　　早在992年，宋太宗命翰林學士王著編輯內府所藏的歷代墨跡，鏤刻模板，題目是《淳化閣法帖》。后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常常把《淳化閣法帖》的印本送給高官，《淳化閣法帖》和它的復制品廣泛地在國內流傳。但王著編得不精細，內容真?zhèn)位旌?，或把作者、年代誤標。《淳化閣法帖》還明顯偏重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法帖》一共十卷，一半是二王的書法，后面五卷涵蓋101人的墨跡。歐陽修早在他的《集古錄》中已經暗示他對這樣鼓吹二王書法很不滿，但是他并沒有直接地批評《淳化閣法帖》。蘇軾則不同，他很大膽地指出《淳化閣法帖》是一本質量低劣的集子。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zhèn)蜗嚯s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謬。余嘗于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鵝群一帖，似是獻之真筆。

 

　　《蘇軾文集校注》

 

　　辨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zhèn)蜗喟搿?/p>

 

　　《蘇軾文集校注》

 

　　蘇軾很注重書法，強調歷來的隸書、楷書、行書、草書各有價值，并且強調每一體中不同的做法不同的風格也各有優(yōu)點（“短長肥瘦各有態(tài)，玉環(huán)飛燕誰敢憎”《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他對編輯草率但推崇二王書法的《淳化閣法帖》不滿意。與其說蘇軾只是針對一本編輯標準不高的法帖集子的不滿，不如用更寬廣的視角去審視，蘇軾追求的是一種獨立于官方評判的觀點。可以說，朝廷編輯《淳化閣法帖》的目的，是要樹立書法的模范，而這集子產生了反作用，刺激了蘇軾譏諷它?？雌饋硖K軾用意是要保證文人有討論、判斷書法的空間，他寫了那么多關于書法的題跋，就表示他有意見必須要說。不久其他文人像黃庭堅、米芾等也幫腔寫自己的書法題跋、歷史、批評，可見蘇軾這樣的想法和做法很有影響。

 

　　書法與印刷的關系

 

　　在蘇軾的年代，印刷業(yè)發(fā)展迅速，刻板印刷很快便普遍。我們能夠想象當時的文人和學者會很高興，很歡迎這種現象。書籍突然增多，書籍買賣也會增大。然而蘇軾自己卻不歡迎，他很保守地懷念他從前只有抄書才能夠復制書本的時期。他給朋友李常的藏書房寫記文是這樣說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于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茍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于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

 

　　《蘇軾文集校注》

 

　　刻板印刷，蘇軾覺得這是導致學生偷懶的技術。不但如此，我們要記住那些書店商人收集蘇軾的詩文而刻印出版，給他帶來了一場災難。那些商人沒有得到蘇軾的許可，只是看到賺錢的機會，自動收集他的作品，刻印出版上市。1079年的烏臺詩案，蘇軾被逮捕入烏臺監(jiān)獄，若是沒有書店刻印他的詩集，也許不會發(fā)生?！对姲浮分斜O(jiān)察御史何大正罪狀札子說蘇軾的“譏諷文字傳于人者甚眾，今獨取鏤板而鬻于市者進呈”。

 

　　因為蘇軾經過這樣的災難，因別人刻印他的詩文而引發(fā)朝廷的懲罰，所以他以后都反對人家收集刻印他的文章。元祐七年，蘇軾在揚州的時候，有一位陳傳道寫信來，說他收集了蘇軾前三年在杭州寫的詩歌，要刻印出版。蘇軾一聽就不高興，這樣地回復他：

 

　　……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祗以暴其短爾。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

 

　　《蘇軾文集校注》

 

　　蘇軾不愿意別人不通過他的許可而刻印出版他的詩文，若是別人這樣做，他就沒有選擇的權利，這樣很危險，怕會再惹起烏臺詩案類似的禍。這封信繼續(xù)提到另外一個相連的問題。蘇軾閱讀陳傳道寄來其收集的詩文集，發(fā)現：“今所示者，不唯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

 

　　蘇軾自身體驗到印刷技術會導致作者與作品隔離，因為別人收集而編的版本，多半是為牟利的，往往質量很低，錯字，脫誤，贗品常常出現。而且書商出版的書本，是用新興機械的技術產生的，作者本人更感到隔閡了，已經不像是作者自己的東西，缺少真實性。與印刷的文本比較，哪一種文本與作者的關系最密切，最有感情，最有真實性？當然是作者的書法。蘇軾題跋中討論人家的文筆，就強調“書如其人”的觀念，比如：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干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fā)，膏潤無窮。后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裕如也。

 

　　《蘇軾文集校注》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yè)，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fā)口，其氣節(jié)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蘇軾文集校注》

 

　　第二篇涉及到王獻之《晉書·列傳》中的故事。子敬，就是王獻之。謝安想要請王獻之在新建的太極殿題字，但不敢直說，只向他提起從前魏朝在宮殿題字的傳說。王獻之當然知道謝安的意思，回復不知道這個傳說。謝安沒有辦法，就放棄請他題字的希望。蘇軾看這一卷書法，說他看出筆法有一種“氣節(jié)高逸”的態(tài)度，就想到這個顯示子敬“氣節(jié)高逸”的故事?？梢娞K軾認為一個人的書法風格和他做人的風格是有關聯的。

 

　　題跋中蘇軾往往討論書法的質量，對書法家進行比較，看誰獨步當時，誰主盟，誰進入筆法內室，看來就是評價書法的高低。但是他經常也回到書法與筆者的關聯，可見他評價書法不是純粹美學的評價，并不完全脫離“書如其人”（以人論書）的觀念。他有時甚至說某人書法的工拙與他留下來書法的價值是無關聯的，書法雖然不優(yōu)美不精致也值得珍藏。他題上一代的杜衍就說這個人的書法即使不好（“正使不工”）“猶當傳世保之”因為蘇軾尊敬杜衍的為人。

 

　　我們再看蘇軾講錢公輔（字君倚）所抄寫的《遺教經》：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態(tài)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為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為僚，因得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鬃釉唬?ldquo;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書，蓋讱云。

 

　　《蘇軾文集校注》

 

　　這篇又涉及書法工拙的問題，說某人筆法的工拙與他墨跡的價值是兩回事，可以分開而論。蘇軾說錢公輔沒有把書法學好，可看得到他的筆法并不怎么秀雅，但因為蘇軾尊敬錢公輔做人的方式，便認為他那種笨拙的書法很有價值，值得珍惜。這是一種矛盾：筆法笨拙，怎么還珍惜它？就因為筆法表現了筆者的性格，是筆者性格的印記，不只是墨跡還算是性跡。為了消解這矛盾蘇軾引了《論語》一句話：仁者其言也讱。“讱”這個字本來是指人家說話猶豫，話說得不流利。因為孔子不信任那些有口才的人，討厭“巧言令色”所以把話說得不流利當作優(yōu)點。蘇軾思路很靈活，把孔子關于語言的話等同書法，而使不流利，不暢達，變成了優(yōu)點。我猜想歷來書法評論中這是第一次用“讱”來贊美寫得不秀雅的書法。

 

　　因為一個人的書法與他性格相通，所以每個人的書法不同，就像每個人的性格，面貌不同。人群的多樣性很要緊，如果把人群應該有的多樣性消除了，那也不好，因為真實性就不保存了。蘇軾反對王安石的學問，反對新法對教育和科舉的政策，引用了印刷業(yè)的比喻來做了個很刻薄的評論。

 

　　送人序

 

　　……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其可乎？

 

　　《蘇軾文集校注》

 

　　他說王安石經學教育的結果是大家都一樣，就好像用坯模制器的器物或用木板打印的紙頁，千篇一律。個別的特點消失了，也就沒有了各自的真實性。

 

　　最后要提到蘇軾兩次見到他傾心的文字（一篇是他弟弟的一首詩歌，一篇是東晉桓溫（桓元子）的文筆），說世間應該有數百本，他想復制讓它們廣泛地流傳。但他想做的復制方法不是刻印石頭而出拓本，更不是刻印木版而印刷。他想要復制的方法是自己自愿抄寫幾百本，這樣讓它們流傳：

 

　　蘇子由《南窗》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朝日升。輾轉守床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疏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為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容齋隨筆》

 

　　跋桓元子書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仆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

 

　　《蘇軾文集校注》

 

　　北宋末年的政治黨爭對蘇軾的迫害

 

　　蘇軾注重書法，盡力抄寫自己的文章，抄完又抄，有時候導致他受到政治迫害。這里舉個例子。最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衣若芬教授寫了一篇文章，研究蘇軾紹圣初年流放到嶺南之事，從河北的定州往廣東去，路上走了快半年，旅程中數次抄寫他一兩年前寫的兩篇賦（《洞庭春色賦》與《中山松醪賦》）送給朋友。抄了這兩篇文章好幾次，每次都送給朋友，有時候把兩篇賦在同一卷上寫，有時候分著寫。（有一份兩篇賦抄在一起的原卷，現在保存在吉林省博物院）。他為什么這樣做？這是一種間接地政治抗議，是個比較不危險的表達心事的方式。衣若芬是這樣解釋的：這兩篇賦都贊美酒，贊美喝酒之樂。“洞庭春色”是以黃柑做的酒的名字，是安定王在元祐末年做的酒，蘇軾在潁州時，安定王的侄兒德麟送了這種酒給蘇軾。“中山松醪”是另一種酒，以松樹樹液做的，是蘇軾自己做的酒，中山是河北定州的舊地名。兩篇賦原來沒有什么深意，主要是說蘇軾喝酒后極為愉快，醉醺醺地，感到可以超越人間，上天成為仙人。要緊的是兩篇賦寫在元祐年間，哲宗還沒有親政，政治還沒有改變。但不久高皇后去世，哲宗親政，元祐黨又失去權威，黨人相繼被降級，流放，蘇軾被謫到嶺南。他馬上得離開定州，過黃河，越過南嶺到目的地需要五個月的旅程，這期間他兩篇賦至少有兩次一起抄寫給朋友。他當時的情況比起原來寫這兩篇賦的情況完全不同了。元佑時期的樂觀統(tǒng)統(tǒng)消逝無跡，現在的前程很不穩(wěn)定，心里充滿焦慮。哪里會像幾年前寫這兩篇那么愉快、休閑？他重新抄寫以前逍遙游的賦篇，一個字都沒有修改，但是文外的意思，完全不同。我們試看吉林省博物院保存的那兩卷蘇軾的跋文：

 

　　自跋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

 

　　始，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為作賦。后予為中山守，以松節(jié)釀酒，復為賦之。以其事同而文類，故錄為一卷。紹圣元年閏四月廿一日，將適嶺表，遇大雨，留襄邑，書此。東坡居士記。

 

　　這里蘇軾不提流放的事，光說“將適嶺表”，文字與眼前的事實太不相配了。兩篇賦文從新抄寫，事前事后的差異很明顯，抄完了送給朋友，朋友一定明白他抄寫的意義。

 

　　當然，我們不能說蘇軾寫書法每次都有這樣的含意。但是偶然有?？傊?，蘇軾晚年因為政治壓力與迫害，越來越得想辦法用婉轉的方式表達心里的意思。書法就成為其中一種。探討書法在蘇軾生活中的多種意義與作用，應該注意到這點。

 

　　當時社會的商業(yè)化與書法的商品化

 

　　我最后要討論的是蘇軾怎樣看待書法的商品性。在中國傳統(tǒng)文人素來回避談金錢和物品的貨幣價值，尤其是藝術品這些“高尚”物品的貨幣價值，感到談東坡和他圈子里的人的時候，提到錢或者關乎錢財的各種計算，對他們不敬。然而這種態(tài)度很不實際。錢財對他們那個時代的人固然是個忌諱的話題，但不可排除他們從事書法或其他藝術的時候，有各種錢財的考慮。

 

　　我們討論這話題，卻必須牢記一點：就是我們承認他們是考慮金錢的，但這不是最重要的。我們必須坦白地承認金錢是個實際的問題，腦筋卻要同時記住對東坡和他同時代的人來說，金錢只是他們從事藝術的眾多因素之一。

 

　　提到蘇軾的書法與金錢，有可靠的數據，出于蘇軾自己的文章，表明他很了解他書法有貨幣價值，而他本人自己有時候利用這種貨幣價值把書法代替錢幣用。美國圣母大學的楊曉山教授，最近寫了一篇論文研究蘇軾流放惠州時，抄寫了陶淵明《歸去來辭》一卷書法這件事。這寶貴的書法卷現在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這一卷書法不是隨意抄寫的，是為了送給一個剛認識的年輕人，感謝他。這個人是誰？是一位蘇州定慧院學習佛學的居士叫卓契順。卓契順認識當時住在宜興的蘇軾長子蘇邁，知道蘇邁想念他爸爸，卻沒有辦法通信息，自愿自己步行幾千里的路，把蘇邁的信送到惠州。卓契順到了惠州后，停留了三個星期就回去了。臨走的時候，蘇軾問他要什么東西，卓契順起初說什么都不要，后來想起唐代顏真卿在江淮絕糧了，蔡明遠載米來給他，顏真卿寫一篇書簡，表達謝意。卓契順便問蘇軾肯不肯和顏真卿一樣，抄寫幾個字送給他。蘇軾就抄寫《歸去來辭》，還附上一篇跋文，記錄這件事。

 

　　明代的學者孫礦早就解釋蘇軾送給卓契順的書卷不只是文人相交的禮物而應該當為償還旅費的商品。他說“公此幅字自是為酬契順路費計。”蘇軾自己不可能提到這點，但是明明知道他的書法被人家爭著要買，很有貨幣價值，又知道卓契順，一個住在佛廟里的學生，從蘇州走到惠州的旅程那么遠，來往要幾個月，需要支付的費用一定不少。

 

　　還有個更明顯的例子。另外來惠州拜訪蘇軾的是一位和尚叫曇秀。曇秀在惠州停留了十天，臨走的時候蘇軾給他幾樣送行禮物。其中有幾頁蘇軾抄寫的文字。蘇軾抄寫的是一本唐代的藥譜《千金方》中的幾個藥方。但蘇軾用自己的書法抄寫這些舊藥方，另外有目的和盼望。我們知道蘇軾在惠州很注重草藥，因為南方是瘴癘地區(qū)，能得到北邊的草藥不容易。蘇軾希望曇秀回到杭州的南屏寺后，會遇到一些山僧或道士擁有寶貴的藥方配料，如果有，他盼望曇秀會勸他們分一些送給在惠州的自己，他請曇秀把這幾頁書法送給那些山僧或道士，好補償他們。這是蘇軾自己說明的，他在《書諸藥法贈曇秀》的跋文中說：

 

　　右并于孫真人《千金方》錄出。今與孫相去百四十余年，陵谷遷易，未必一一如其言，然猶庶幾可尋其彷佛。俗士擾擾，豈復能究此，而山僧逸民，或有得者自服之耳，豈復能見餉哉！今因曇秀歸南，為錄此數紙，恐山中有能哀東坡之流落又不忍獨不死者，或能為致之。果爾，便以此贈之耳。

 

　　《蘇軾文集校注》

 

　　南宋的周必大也許沒有注意到這篇跋文，他說蘇軾抄寫舊藥方給曇秀是表示蘇軾對人民的關心，要推廣醫(yī)療的知識。但孔凡禮在《蘇軾年譜》提到這篇跋文就說他抄寫藥方的目的是要托曇秀“以此諸藥法轉贈友舊并求致其藥寄惠。”楊曉山也這樣解釋。

 

　　宋代之前，書法也有貨幣價值，文獻偶然也提到。譬如王羲之題字給賣扇子姥姥的扇子，姥姥起初不高興，后來發(fā)現她的扇子可以賣一百錢一把。也有蔡明遠送米給顏真卿的故事，顏真卿寫字送給他，記錄他的好意。但這些早期的事情與蘇軾所做的也有重要的差異。王羲之題字給姥姥的扇子是他偶然隨意而作，姥姥生氣后王羲之才告訴她這樣會提高扇子的價格，可以賣很多錢。不像蘇軾題字給負債人的扇子，預先想到可用他書法的貨幣價值來解決負債人的問題。蘇軾多半是抄寫前代的文章（譬如《歸去來辭》《千金方》等）或自己從前撰寫好的文章（《中山松醪賦》），然后加一篇跋文，證明是他抄寫的文筆。顏真卿寫給蔡明遠的信息是敘述一位老助理怎樣幫助他，也許算是記錄文本不是書法篇。蘇軾抄寫《歸去來辭》明明是書法卷，是藝術品，與兩個人彼此的友好無關。蘇軾抄寫《歸去來辭》使這篇書法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品，誰都會欣賞它，很容易放到市場上賣。

 

　　書法在宋代以前已經是個悠久而備受尊崇的藝術。我們想分辨宋代人對書法的看法有沒有新的發(fā)展，就像踏入歷史的河流中間，要觀察急流的水有什么變化，似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我相信東坡的題跋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線索。他對書法的看法有許多地方與前人不同，而他是個對宋代文化影響很大的人。

 

　　我所研究的蘇軾時代的四個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有關聯，卻又各自獨立。其中第二和第四，印刷術的發(fā)達和書法的商品化關聯尤其密切。因為印刷的發(fā)達引發(fā)了一種反作用。蘇軾和其他文人對書本的泛濫非常不安，他們覺得它導致讀書人懶于細讀文本，而且文本與作者失去了原有的那種密切的關系。作者對自己的作品如何復制和傳播失去了控制力。許多為牟利而出版的書籍錯誤百出，讓他們震驚。

 

　　我們可以了解在這個時代，用優(yōu)美的書法抄寫的手稿為什么成為彌足珍貴的傳統(tǒng)象征。唐代幾乎所有的文字都是用毛筆在紙上寫出來的，這種活動很平常，不值得珍惜。但當文字大批地用印刷技術復制時，書法的特征與美感便蒙上新的光環(huán)，被人特別珍惜。蘇軾覺悟到用毛筆寫的文字，每一篇，就是抄寫也都是獨特的，這和印刷出來的文字千篇一律不同。而這種文字面臨式微，所以他花了很多精力為書法寫題跋，寫詩，寫文章，企圖用新的眼光去發(fā)掘書法的意義。

 

　?。ò手Z1948年生，現任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1971年入哈佛大學，開始研究中國文學，尤以《左傳》為主。1976年獲得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學位。曾任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系主任、美國東方學會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古代中國文學與歷史、宋代美學與文化。是錢鐘書《管錐篇》的英譯者（選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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