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對《大學》的改造與發(fā)揮

　　《大學》原是《禮記》里的一篇，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繼承北宋程夫子兄弟（程頤、程顥）的意見，給予特別的重視，把它選出來，與《禮記》中的另一篇《中庸》都給予單列的待遇，再加上《論語》和《孟子》，并稱“四書”，指為最基本最重要的經(jīng)典。

　　朱熹不單是把《大學》從《禮記》里挑出來而已，還大力加以改造?！洞髮W》原來可以分為十二個自然段，朱熹將前三個自然段加在一起（刪去最后兩句），稱之“經(jīng)”；把剩下的九個自然段打散重排，又新補了一段，統(tǒng)稱為“傳”，也就是對經(jīng)文的注釋和闡發(fā)。經(jīng)過一番大刀闊斧的改造，《大學》呈現(xiàn)出嶄新的面貌：凡“經(jīng)”一章，“傳”十章，結構嚴密，整整齊齊，很像樣子了。后來的生徒讀《大學》，大抵都按照朱熹新訂的文本來學習和理解。

　　朱熹在《大學章句》之末介紹全文的結構說：“凡傳十章：前四章統(tǒng)論綱領指趣，后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那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傳”之第五、六兩章。

　　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新補的一段“傳”文。按原文第三自然段最后有兩句道：“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朱熹指出這兩句并非經(jīng)文，應是“傳”文，其前一句“此謂知本”，根據(jù)程子的意見乃是“衍文”；而“此謂知之至也”一句之前則有缺文。這一章“傳”文“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于是他自己動手補寫了一段（除了最后一句之外都是朱熹手筆——雖然，他還聲明，他是“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這里指出，“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窮理”，指在一切事物上窮盡天理。此說在朱熹的理學體系里是一個認識論的基礎，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參見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冊，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8～647頁），朱熹把自己的主要意見凝聚在上面這段文字之中，作為《大學》的“傳”文隆重推出，后來產(chǎn)生了無比巨大的影響，舊時代的儒生，沒有不背得滾瓜爛熟的。

　　將自己的文章夾入經(jīng)典并且要求讀者予以格外的重視，這樣的氣魄太雄偉了，前罕見古人，后少有來者。朱熹膽子甚大，極其富于創(chuàng)造性，也可以說他充滿了理論自信。惟其如此，他后來地位極高，僅次于孔孟；在鐵桿理學迷的心目中甚至更重于孔孟。

　　如果只向讀者推薦這個自己補寫的“傳”文之第五章，恐怕容易產(chǎn)生副作用；于是他又連類而及地繼續(xù)推薦緊挨著的第六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這個第六章釋“誠意”，在所謂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也具有比較重要的地位。朱熹要求初學者應格外重視八條目中的前三條。前三條既明，后面五條就順流而下了。

　　朱熹的高明之處在于，對于自己在《大學》上做的這些膽大包天的加工改造，他作出了明確的說明，絕無暗度陳倉魚目混珠之意，其《大學章句序》的結尾處有特別的聲明道：“……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fā)其歸趣，然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圣經(jīng)賢傳之指，粲然復明于世。（按二程已對《大學》有所加工改造，詳見《程氏經(jīng)說》卷五）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后之君子。極知僭逾，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大大方方，滿滿的自信心。

　　《大學》中“格物致知”的本來意義，至今仍然不易確知；人們所了解的“格物致知”大抵無非是朱熹的即物窮理。理學占據(jù)人心達數(shù)百年之久，這是朱熹的巨大成功。只是到很晚的時候，人們才用“格（物）致（知）”二字來借指由外國傳來的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知識。

　　對照著來讀《禮記》里的原本《大學》和《大學章句》里的文本，可以獲得下列四點粗淺的認識：

　　一、先秦典籍中的文章，往往不像后來那樣講究結構的嚴密，有些乃是談話記錄，即使經(jīng)過某種加工整理，仍然顯得比較自由散漫，而自有一種風致。對這樣的老派文章應當用理解之同情的眼光去讀，而不可用后起的文章學眼光去分析或挑剔。

　　二、不能排除古代有關文本在流傳過程中產(chǎn)生過衍文和闕略亡佚等等情形，但一般來說很不容易確認，刪削應慎重，更無從補齊。但朱熹所做的工作并非古籍整理，也不是完全“照著講”，他所從事的是古老經(jīng)典的拆舊翻新，或曰重新建構。宋人葉適（1150～1223）說：“按經(jīng)傳諸書，往往因事該理，多前后斷絕，或彼此不相顧。”《大學》一篇的情形雖然要好得多，但仍然有些“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以不明。學者又逐逐焉章分句析，隨文為說，名為習大學，而實未離于小學，此其可惜者也”（《習學記言序目·禮記·大學》）。看來他有批評朱熹章句之意，但似乎并不完全明白朱熹的深刻用心。

　　三、幫古人重建體系，最是難事。“接著講”原是很好的事情，大可另起爐灶，不必一味隱藏依附于古代大師的陰影之下。當然，寄生于古代經(jīng)典的遺體之上自有其優(yōu)越性，這樣可以減少阻力，比較容易被“厚古”的中國讀書人所接受。

　　四、經(jīng)過思想家加工改造的文本，往往帶有該思想家本人的烙印，這正如經(jīng)選家加工改造（以刪節(jié)為主，也不排除改動）過的文學文本，未必完全代表原作者的思想、水平和風格。研究古代文史必須特別注意這種情形?，F(xiàn)在的文獻整理者和選家，已經(jīng)失去古代同行那樣的權利，大抵只能做安分守己的工作。思想家如欲有所創(chuàng)造，最宜另謀出路，大可“重新講”自己的新道理。自我作古，其實乃是更有意義和興味的事情。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新編諸子集成”之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王文錦《大學中庸譯注》，中華書局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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