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為什么從山東汶上寫起？

　　清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被認為是一部杰出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書中把故事發(fā)生年代假托在明朝，故事發(fā)生地主要放在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值得注意的是，書中還有一部分人和事涉及四川、廣東、山東等地，而作者吳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據(jù)很多學(xué)者系統(tǒng)研究，他生前并未到過這幾個地方，尤其是正文（第二回）故事從山東兗州府汶上縣薛家集寫起，其用意何在？

　　山東師范大學(xué)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杜貴晨認為，吳敬梓的儒家情懷與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書有非常濃重的“天下”“古今”意識，影響故事地點與人物隸籍、游歷之地的設(shè)計等，都有特別的考慮。最突出是從“山東汶上”寫起，又寫周進、王惠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來山東等等，都是一種深曲的筆法，有深隱的寓意。

　　讀小說的“索隱”心態(tài)

　　《儒林外史》是一部寫實性很強的章回小說。它的寫實性，不僅表現(xiàn)在其主要人物大都可考，有真人的影子，發(fā)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也往往有所根據(jù)，而且人物活動、故事發(fā)生的地點也不盡虛構(gòu)。

　　這個情況，一方面使讀者容易往它處處有“真事隱”的方向去想；另一方面對于確認無“真事”可求的描寫，也不免生出其有象征性或寓意的疑問來。這固然不是讀小說的正途，但是，讀中國古代的小說，特別是讀《儒林外史》這部手法獨特的著作，上述“索隱”的心態(tài)卻是不可多，也不可少的。

　　這讓人想到書中人與事所涉及的地域，除江蘇、浙江、安徽、江西諸省的南京、蘇州、杭州、揚州、天長(實即作者的老家安徽全椒)、南昌等地之外，經(jīng)常提到或?qū)懙降倪€有四川、廣東、山東等省的一些地方。

　　據(jù)胡適、陳美林、李漢秋等諸家系統(tǒng)研究，吳敬梓生平并沒有去過這些地方，因此書中有關(guān)這些地方的描寫多不具體。然而即使如此，我們也沒有理由一下想到作者把他的部分人物、故事寫在這三個省份，會有什么特別的用意，而讀者專家也不曾做過這一方向上的思考。例如陳美林先生就曾不無詫異地注意到,“‘楔’中王冕曾經(jīng)避難離開故鄉(xiāng)諸暨去山東濟南府，周進也正是濟南府臨州兗州府汶上縣人”。但是，陳先生并沒有對這一現(xiàn)象作進一步的討論。

　　當然，這是可以討論的。因為畢竟這三個省份在書中的出現(xiàn)，不會是作者信手拈來，為無所選擇的隨意布置。即使可以認為其并不完全出于故事情節(jié)設(shè)計的需要，也應(yīng)該考慮到作者興之所至的可能，即在潛意識支配下筆端造化，作出引入這三個省份的安排,而正合全書之旨。這就有了無論作者有意無意，這三個省份作為故事背景被安排于書中，都有思想藝術(shù)上的合理性存在，可以而且應(yīng)該有適當?shù)恼f明。

　　如果想準確理解這個問題，就需要先了解《儒林外史》一書的“天下”“古今”觀念，進而可以討論作者何以關(guān)注到這三個省份,特別是山東以及其中的山東人，或到過山東的人。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觀

　　《儒林外史》雖系小說，但由其題材、書名可知，作者命意甚高，實有孔子《春秋》以降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情懷，而突出表現(xiàn)為書中應(yīng)用了許多“天下”“古今”“自古及今”之語。由檢索可知，全書中直接用“天下”有58次，用“古今”有5次，用與“古今”同義而表意更重的“自古及今”也有5次。

　　這些用語自然是為了刻畫人物的性情，但也同時顯示了作者從“天下”“古今”的角度，就是以宇宙意識觀察把握儒林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一方面決定了他的故事非徒托于明代而寫清朝，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實寫明代，對“明亡于八股”的歷史作了深入切實的反思；另一方面影響了他對故事地域背景的設(shè)置，那就是其所寫雖然基本只是“江左煙霞，淮南耆舊”，但其為人物所托籍貫與活動的地域，卻不限于江淮，而是“天下”。這個“天下”，就是以書中所寫所及的北京(中)與重點寫到的南京(東)、四川(西)、山東(北)、廣東(南)四地，成東、西、南、北、中的格局，為“天下”的概觀。這兩面的結(jié)合，外內(nèi)一致地構(gòu)成吳敬梓話說“天下”“古今”之“儒林外史”的特質(zhì)與風(fēng)貌。

　　從“山東汶上”寫起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不僅用了如上“天下”“古今”的安排，而且作為一部以“江左”“淮南”為故事實際地域背景的小說，其正文(第二回)故事并未從描寫的中心地江淮開始，反而從看來他并不熟悉的“近北的省份”——山東寫起。這樣構(gòu)思的原因何在呢?

　　對于《儒林外史》的作者要把周進寫為山東汶上縣人，陳美林先生早就注意到了。他說:“‘楔子’中王冕曾經(jīng)避難離開故鄉(xiāng)諸暨去山東濟南府，周進也正是濟南府臨州兗州府汶上縣人?！钡珱]有作進一步的說明。現(xiàn)在看來，吳敬梓如此用筆并非如《紅樓夢》中寫劉姥姥。因為顯然第二回山東周進、王舉人等人及其故事有正文開頭的作用，但全書已有了“楔子”，這個開頭猶如接下來寫廣東范進的故事，就不再是過場或引子，而是正文居首的重要人物和情節(jié),也就是《儒林外史》切入“天下”“古今”的入手處。對于《儒林外史》來說，這一入手處放在“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是最恰當不過了。其原因無他，只在“汶上”最適合于做話說“天下古今”之“儒林外史”的象征。

　　歷史上的山東汶上，是除魯都曲阜之外，與《儒林外史》之“儒”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地方。汶上春秋時期稱中都，是孔子最初出仕為邑宰的地方,《史記·孔子世家》載:“其后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薄犊鬃蛹艺Z·相魯》中也有“孔子出仕,為中都宰,制為養(yǎng)生送死之節(jié)”等較為詳細的記載。

　　由此可知，汶上曾是孔子“為政”牛刀初試之地，當年政績突出，為“四方則之”的榜樣，但在作者看來，如今這個“四方則之”的地方，卻成了周進(士)、王舉人、梅秀才一班“八股”先生的“天下”“古今”之變，“儒林”墮落，可勝嘆哉!

　　這一寓意正與書中每對比周孔的古代以斥當今禮樂不興、八股泛濫的做法相一致。書中第十三回寫馬二先生與蘧公孫論學(xué)，馬二先生對歷代“舉業(yè)”有一番詳細述評。這里馬二先生的話雖句句符合當時的實際，不容置疑，但作者之意，肯定不是贊成馬二所說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而是由他道破這“法則”與孔孟之教背道而馳。由此可知，無論“天下”與“舉業(yè)”，作者都是以“孔夫子的周朝”為好或為參照，對比“本朝”的不遵古道，實際都是“弄壞了”，以表達自己今不如昔的感慨之情。

　　這樣的思路施于全書的構(gòu)造，正文故事從春秋孔子曾為邑宰的“中都”即山東汶上開始，就不僅是自然的，而且由此一下把“儒林”的問題提到了“天下”、“古今”的層面，有高屋建瓴、大筆如椽之致，真乃妙于發(fā)端。

　　王冕、虞博士等為何也要來山東

　　《儒林外史》不僅以正文人物故事從“汶上”發(fā)端，體現(xiàn)尊崇孔孟之道的儒家情懷，而且以其全書最重要的正面人物大都到過山東，加強全書崇儒的傾向。

　　如歷史上的王冕，是元末明初諸暨(今浙江紹興)人，一生并未到過山東，但是，第一回“楔子”以他為“隱括全文”的“名流”，寫“王冕一路風(fēng)餐露宿，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一徑來到山東濟南府地方”云云，卻又沒有做什么事，只成就了他后來應(yīng)付鄉(xiāng)民打探其與吳王關(guān)系的一個托詞。可見作者寫王冕來“山東”一趟非關(guān)情節(jié)，而是故意為之，以濟南之為山東首府，切近鄒魯，擬其恍惚有朱熹《春日》詩“勝日尋芳泗水濱”句意的行跡，皴染其儒者氣象。

　　此外，第三十四回、第三十六回也都提到山東，但大致也近乎閑筆，也不必非要寫在山東的，所以看起來也與寫王冕山東之行為同一思路。這樣說似過于深求了，但參以上述從汶上縣寫起的故意，實可確信《儒林外史》對三位“名流”“真儒”“賢人”必要有山東之行的描寫，與作者尊崇孔孟古道的儒家情懷不無關(guān)系。

　　事實上我國古代小說以地域環(huán)境寫人寄意不是個別的現(xiàn)象?！度辶滞馐贰氛拈_篇從“話說山東兗州府汶上縣有一個鄉(xiāng)村”開始，又頻頻使他心儀的人物有一游山東的經(jīng)歷，就與《平山冷燕》借汶上先賢遺跡以敘事達意為同樣的安排。當然，如果我們肯定了以上的推測，可能會帶出另一個問題，《儒林外史》為什么沒有把故事的起點直接寫到孔子故里曲阜？其實，這是不難明白的，即在那樣尊孔的時代，作者一定是不敢也大概不忍去冒犯其所崇敬的圣人。

　　總之，《儒林外史》正文故事自山東汶上開始，又寫諸名流、真儒、賢人都要到“山東”，略如為之作儒學(xué)“鍍金”的樣子，是一個客觀的事實。這一事實自然也與所寫汶上縣的周、王、梅、荀等都是“小人儒”不夠和諧，然而對于心目中有“古今”之嚴格區(qū)別的作者來說，并非真正的矛盾，而是表達同在鄒魯洙泗之地，而雅者自雅，俗者自俗而已。

　　這樣的推考極易被視為穿鑿附會，但這樣的考論，即使不是今人閱讀所可能注意到的，卻未必一定不是作者心中筆下所有意為之的。而如果再要考慮到《儒林外史》“作者以史、漢才，作為稗官”的情況，又與“公子妓院說科場”的故事環(huán)境設(shè)計的手法相參觀，則更應(yīng)該相信如上的推斷，乃無可置疑的結(jié)論。因此，盡管可以肯定今天的讀者不太會覺察、關(guān)心和不容易理解作者的這種深曲用意，而且以當今藝術(shù)的觀點來看，這樣的寫法也許已不便視為正面的經(jīng)驗，但我們卻不能忽略作者當年有如此深曲的筆法，如此深隱的寄托。從而無論喜歡、贊賞與否，我們都不能不面對《儒林外史》這一方面的特點，認真看明白了，才可能有對這一名著全面深入的認識，作出正確的評價。

　　轉(zhuǎn)自：大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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