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論及南朝歷史，研究者最關注的是門閥士族的興衰。但是除此之外，南朝在學術文化方面貢獻也很值得關注。當這個時代結束后，它留下的遺產中最寶貴的部分可能就在于此。
南朝新學風
與熱衷于玄談的魏晉士人不同，南朝士人最感興趣的多是知識性的問題。我曾將當時的學術風氣概括為“知識至上”。劉宋時，王僧虔在《戒子書》告誡子弟，清談要以讀書為基礎，對文獻、對前人各種意見必須了然于胸。如果這些都不懂，那是沒有資格談玄的。懂玄學的伏曼容說：“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梁書·伏曼容傳》）他看不起玄學開創(chuàng)者何晏，認為何晏在學問上是不行的。伏曼容的驕傲表現(xiàn)出了一種知識上的優(yōu)越感。
在文史領域也可以感受到這種風氣。鍾嶸說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貴于用事”。所謂“事”即是典故。士人往往在詩文中大量堆砌典故來展示自己知識的豐富。《漢書》在南朝特別受重視，但從具體事例上看，當時人最感興趣的多是有關文字訓詁、地名考釋一類的知識性問題，而對漢代歷史并沒有多少深入的思考?！读簳?middot;陸倕傳》載：陸倕“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shù)載。所讀一遍，必誦于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當時人最為推崇的就是這種博聞強記的能力。
梁《職貢圖》的白題國；據(jù)說白題與滑國入貢梁朝，朝臣“莫知所出”，裴子野引用《漢書》解釋了它們的來歷
“知識至上”的新風氣與書籍的聚集有密切關系。東晉初年，朝廷藏書不多，只有三千多卷。當時兵荒馬亂，經濟困難，國家沒有能力顧及學術文化。到孝武帝太元年間（376-396），經濟有所恢復，政治上也比較穩(wěn)定?！锻ㄨb》記載此段歷史雖然使用的是南方年號，但所記述的主要內容卻是北方的歷史。我的推測是，《通鑒》多記載政治，南方既然缺乏這方面的大事可記，司馬光就不得不以北方為主了。在南方政治穩(wěn)定的形勢下，孝武帝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書籍征集活動。到劉宋元徽元年，國家藏書已達一萬五千多卷，梁初則高達兩萬三千余卷。對比東晉初年，藏書增加很多。另外，宋齊以來私人藏書的風氣也日益高漲，梁代達到了高峰，《隋書經籍志》稱：“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京城一些著名的人物如沈約等人擁有的私人藏書也都在萬卷之上。
南朝書籍的大量增多與造紙技術的發(fā)展有直接關系。造紙術雖然早已出現(xiàn)，但紙張真正普及并代替了竹簡是在晉宋之際。這對于書籍的傳播、收藏提供了極大的方便。而書籍的增多又為追求“知識至上”新風氣提供了的物質上的保證。
書籍整理與學術總結
書籍增多以后，首要的任務就是編制目錄、校書。
除去這些一般意義上的整理之外，當時學者還圍繞眾多舊書開展了如下的工作：第一是集注，如朱異集注《周易》，李颙《集解尚書》等等。第二是鈔書，如庾蔚之《禮論鈔》、張緬《晉書鈔》等等。第三是匯聚眾書為一書，如陸澄的《地理書》等等。
集注是以眾書注一書，這只有在相關的書籍聚集較多后才有可能進行。同樣，書鈔類在南朝特別盛行也與當時書籍增多有關。“鈔”不是全文照抄，而只是摘抄?！蛾悤?middot;陸瑜傳》：“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書籍“繁多”，看不過來，所以不得不有選擇地摘抄。關于匯聚眾書，可以《地理書》為例討論?！端逯尽份d：“《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已來一百六十家，以為此書。”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說：“澄合百六十家之書，而編卷止于百四十有九，知其中零雜小部不盈一卷者多矣。”由此可知，這類書雖然數(shù)量多，但篇幅都不長，散在各處，所以有必要將其匯聚成一書。陸澄是有名的藏書家，最有條件做這個工作。
金克木先生曾發(fā)現(xiàn)，齊梁時期學術文化上最重要的一個特征是出現(xiàn)了大批具有“總結性”的著作。他在討論《玉臺新詠》《文選》時說：“值得注意的是，短促的梁朝及其前后幾十年內并不僅出現(xiàn)了這兩部由太子發(fā)動的總集，而且還有其它總結性的著作。”（《玉臺新詠三問》）為什么這一時期會有如此多的總結性著作呢？金克木先生感到很困惑：“單算梁代，只有從公元五〇二年到五五七年共五十幾年，為什么集中了這么多人做總結工作？”
在我看來，大批總結性著作的出現(xiàn)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原因，而只是因為當時書籍增多了。此外，總結工作也不局限于梁代。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賈淵祖父賈弼之“廣集百氏譜記”。這既是對零散家譜的整理，也可以理解為對眾多家譜的一次總結。同樣，陸澄的《地理書》也屬此類性質。劉宋時，裴松之以眾多不同類型的漢晉史著來注解《三國志》，也等于是對此前三國史著的一次總結。就書籍體例而論，當時書多是有序的。在序中，作者往往會對相關的領域進行一番回顧，總結的色彩最為突出。
一位青年學者在一場關于南朝知識史的報告中引用本文作者的研究
除去以上圍繞舊書展開的工作之外，南朝也有很多在舊書基礎上的新著問世。范曄《后漢書》“刪眾家《后漢書》為一家之作。”（《宋書·范曄傳》）梁武帝“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史通•六家》）慧皎《高僧傳》也是綜合了以前眾多的各類僧傳。他在序錄中說：“凡十科所敘，皆散在眾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批覽于一本之內，可兼諸要。”今人考訂，“他所據(jù)之書當在八十種以上”（湯一介：《高僧傳》緒論）。此外，《世說新語》也非憑空創(chuàng)作。魯迅說它只是“纂輯自后漢至東晉底舊文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新著也可屬上文所說“匯聚眾書為一書”，只不過它不是簡單照抄原文，而是按一定的體例對眾多的舊作有所刪減、綜合、改造。如果沒有書籍的大量增加，就不可能有這些集大成的總結性著作出現(xiàn)。
南朝學術文化的總結可能存在著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的過程。如果說圍繞著舊書整理而來的總結還具有不自覺的性質，那么如《文心雕龍》、《詩品》一類脫離了舊書的總結則是屬于自覺的總結了?！端螘冯m然沒有《文苑傳》，但是沈約《謝靈運傳》末的“史臣曰”卻打破常規(guī)，縱論古今，寫下一最簡文學史。他在《志序》中還對史書中“志”的撰寫歷史進行了一番回顧，這反映沈約有自覺的總結意識。
從歷史上看，漢代整理圖書就曾經引發(fā)過學術總結。梁代阮孝緒《七錄》序回顧西漢書籍情形說：“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業(yè)，乃徙溫室中書于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群篇，奏其《七略》。”《七略》以及由此而來的《漢書藝文志》是對此前學術的一次全面系統(tǒng)總結。這次總結也是因書籍的征集、整理而來的。南朝與漢代不同的是，漢代是少數(shù)人在宮廷里整理書籍，而南朝則因為紙張的普及，不論官私都擁有大量藏書，所以整理書籍并進而從事總結工作的就不再局限于宮廷里的少數(shù)人，而是參與者眾多，持續(xù)時間很長，成為一個醒目的文化現(xiàn)象。
總之，不論漢代還是南朝，都不是因為要總結學術而有書籍整理，而是因為有了書籍的整理才帶來了學術上的總結。
“今之士人并聚京邑”
南朝另外一個重要文化現(xiàn)象是士人大量聚集在京師。梁武帝天監(jiān)年間，沈約上疏稱：“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并還鄉(xiāng)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棋布，傳經授業(yè)，學優(yōu)而仕，始自鄉(xiāng)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臺司。漢之得人，于斯為盛。今之士人，并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子繁多，略以萬計，?；脊偕俨哦?，無地以處。”（《通典》）沈約注意到了士人向建康集中的現(xiàn)象。他一生跨宋齊梁三朝，文中又將“漢代”與“今”對舉，可知他所說的“今”并不僅僅是指他上疏的天監(jiān)年間。從史料上看，從東晉孝武帝時期開始，就已經出現(xiàn)了士人向建康集中的趨勢。有所不同的是，晉宋之際的一些大儒是朝廷征召來的，而這以后大量士人涌入建康則是屬于他們的主動行為。
天啟《金陵古今圖考》中的《東晉建康城圖》
士人大量聚集在建康，書籍最多的地方也在建康。建康是南朝的文化中心。固然歷代王朝的都城都是文化中心，但南朝的建康似乎更特殊一些。不論是同一時期的北朝或者更早的漢代，在都城以外，地方上也有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而南朝地方上的學術活動卻相當沉寂。這可能與南朝新學風有關。漢代以及北朝，地方上傳播的主要是經學。經學是講究師承的。某地有著名經學家，他身邊就會聚集很多來學習的士人。經學在南方地方社會中也有，但主要局限在三吳地區(qū)，其他地區(qū)則很少見到記載。南方士人興趣很廣，并不局限在經學。他們追求的是博聞強記，離開了建康的士人群體和大量書籍，這個目標就很難實現(xiàn)。我們看到，雖然也有不少建康的著名士人跟隨宗王出鎮(zhèn)地方，但這都是暫時的，宗王返回建康，他們也一同返回，南朝新學風在地方上不見蹤影。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來自北方的世家大族在南方廣占田園。但從史料上看，像謝靈運家族那樣在地方上擁有大量土地的情形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顏之推說：“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為之，未嘗目觀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顏氏家訓•涉務》）顏之推自幼生活在南方，他對“江南朝士”的描述不會是沒有根據(jù)的。按他說，這些過江的“朝士”多數(shù)并沒有土地，而只是靠俸祿為生。《宋書·顏延之傳》：“瑯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與顏延之類似，不少士人都有“少孤貧”的經歷。這主要是因為渡江南來的高等士人大多居住在建康，除俸祿以外并沒有什么別的收入。既然如此，則父輩中年殞沒，子弟就很容易陷入“少孤貧”的境地。
考古學家在南京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不少著名僑人家族的墓葬。與此不同，從文獻記載上看，南方土著死后大多是葬在家鄉(xiāng)。綜合這兩個方面考慮，或許可以得出一初步結論，即世代居住在建康的北來僑人在地方上并沒有根，所以死后只能葬在建康附近。
東晉初的謝鯤墓志提到“假葬建康縣石子罡”和“舊墓在滎陽”
僑姓高門多世代居住在建康，因此前文引沈約所說“今之士人，并聚京邑”，應該主要是指南方土著士人。因為地理位置的原因，在建康的土著士人多是來自距離建康不遠的三吳地區(qū)，而遠在荊州的所謂“西人”就較少去建康了。這對他們在政治、學術等方面的發(fā)展都有影響。永嘉之亂后，不少南陽人逃到了荊州江陵。陳寅恪說：“南陽及新野之上層士族，其政治社會地位稍遜于洛陽勝流如王導等者，則不能或不必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業(yè)，而遷至當日長江上游都會江陵南郡近旁一帶。至江左政權之后期，漸次著稱。”（《述東晉王導之功業(yè)》）南陽士在東漢相當顯赫，遷至江陵后，喪生了昔日的地位。為什么他們會在南朝后期“漸次著稱”？陳寅恪沒有解釋。我注意到，齊梁之際，定居江陵的南陽著姓如庾信家族以及宗氏、劉氏都有人去建康發(fā)展。這可能是至關重要的。畢竟建康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激蕩著新學風的地方。
漢代以來，各地士風往往有它的特點，如“汝潁巧辯”、“青徐儒雅”。州郡長官到任常常要詢問本地士風如何，著名士人有誰。但是到南朝，這樣的情形就比較少見了。這可能也與士人聚集在建康有關。如沈約雖然籍貫是吳興，但祖輩以來一直住在建康。他學術的成長以及后來的顯赫的地位都與吳興沒有關系。
總而言之，南朝出現(xiàn)了新的學術風氣，這新的風氣是在建康發(fā)生并延續(xù)著的。建康也是書籍匯聚之地。建康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吸引了大批南方土著士人聚集于此。
從時間過程上看，書籍的聚集和學術的總結都是從東晉中期就已經開始了，劉宋初年重要的學術人物如裴松之等人也都是在東晉中期以后的學術文化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因此，從學術史的立場看，南朝始于東晉中期。
東晉青瓷羊形燭臺，江蘇鎮(zhèn)江出土
學術文化活動的社會環(huán)境
南方學術文化繁榮的局面得以長期延續(xù)是與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分不開的。通常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戰(zhàn)爭不斷的時代。這個認識對南方并不大適合。實際上南方在很多時候都是和平的。沈約在《宋書》中是這樣描述揚州的：“自晉氏遷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qū)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yè)，一歲或稔，則數(shù)郡忘饑。”蕭子顯《南齊書》稱：“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jié)，袨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shù)。”關于梁代，庾信在《哀江南賦》中回憶道：“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為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于海陵，跨橫塘于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為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贐浮玉，南琛沒羽。吳歈越吟，荊艷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雖然東晉有門閥士族之間的荊揚之爭，宋齊以后宗室諸王之間動輒兵戎相見，但這些局限在特定地區(qū)且持續(xù)時間較短的軍事沖突對整個社會的擾動并不大。特別是建康，在梁末侯景之亂前，很少遭受嚴重破壞。如前所述，新學風都是在建康發(fā)生的。建康穩(wěn)定，南朝的學術文化就有了基本的保證。
南方社會之所以安定，也與外部環(huán)境有關。關于這一時期的北方歷史，研究者關注的重點是胡漢關系。從長過程看，重視胡漢關系完全正確。但是，如果回到歷史現(xiàn)場觀察當時的政治形勢，就可以發(fā)現(xiàn)胡漢關系并沒有那么重要。永嘉之亂后，“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王導傳》）留在北方的漢族政治軍事力量主要就是散布在各地的塢壁主。塢壁主通常互不統(tǒng)屬，各自為戰(zhàn)。塢壁組織在兵荒馬亂的時候雖然可以抵御一些零星的滋擾，但沒有力量抵御強敵的進攻。他們對胡族政權不僅不構成威脅，反而是可借用的力量。從總體上看，十六國時期北方的政治軍事沖突主要是發(fā)生在胡族與胡族之間，前趙為后趙所滅，前燕為前秦所滅。淝水之戰(zhàn)后，同為慕容氏的后燕滅了西燕，而給后燕以致命打擊的則是鮮卑拓跋部。除了東晉劉裕先后滅南燕、后秦外，直到439年北魏滅北涼統(tǒng)一北方，一百多年的時間里，胡族政權多是為另一胡族政權所消滅。胡族與胡族的沖突是這一時期北方歷史的主線。對此形勢當時人是很清楚的。王猛臨終前對苻堅說：“晉雖僻陃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后，愿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晉書·苻堅載記》）王猛憂慮的是前秦內部的其它胡族，這才是隱患，必須小心對待。就一次戰(zhàn)役而論，淝水之戰(zhàn)前秦的失敗具有偶然性，但戰(zhàn)后北方再度分裂，胡族政權紛紛重建則是必然的。王猛確有遠見卓識。由此可見，在各胡族政權彼此之間的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北方對南方并不構成重大威脅。這是南方和平環(huán)境得以長期延續(xù)的重要原因。
長期的和平環(huán)境不僅為南方的學術文化繁榮提供了保障，也影響到了社會風氣?！端螘?middot;宗愨傳》：“時天下無事，士人并以文義為業(yè)。……而愨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xiāng)曲所稱。”宗愨的例子反映出了當時的社會風氣。長期的和平環(huán)境使得重文輕武的風氣在南朝一直存在，最終釀成侯景之亂。徐陵說：“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識于干戈，時無聞于桴鼓，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中危，實由忘戰(zhàn)。”（《文苑英華》徐陵《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李延壽《南史》稱：“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當時南方朝野對戰(zhàn)爭的發(fā)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加上脆弱的軍事力量，使得本不強大的侯景終于得逞。侯景之亂給建康以毀滅性破壞。親歷侯景之亂的顏之推在《觀我生賦》自注中說：“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北齊書·顏之推傳》）北方的魏收描述道：“始景渡江至陷城之后，江南之民及衍王侯妃主、世胄子弟為景軍人所掠，或自相賣鬻，漂流入國者蓋以數(shù)十萬口，加以饑饉死亡，所在涂地，江左遂為丘墟矣。”（《魏書·蕭衍傳》）書籍的損失更是嚴重。王僧辨平定侯景后，“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余卷。”（《隋書·經籍志》）承圣三年（554）梁為西魏所滅，梁元帝在最后時刻下令焚燒了全部書籍。顏之推《觀我生賦》稱：“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顏氏自注：“北于墳籍少于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余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無復書府。”
南京棲霞山千佛巖，齊梁時期在此鑿了石窟
總之，長期的和平環(huán)境既造就了東晉南朝學術文化的繁榮，也促成了重文輕武社會風氣的形成。影響所致，南方政權在軍事上不堪一擊，而軍事上的失敗又使得學術文化繁榮的局面不得不中斷。
學術文化的發(fā)展有自身的邏輯。當梁、陳相繼亡國之后，從北朝到唐初，來自南方文化系統(tǒng)的庾信、顏之推、蕭該、許善心、許敬宗、虞綽、虞世南、歐陽詢等眾多學者繼續(xù)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南朝的學術文化并沒有因為南朝政權的結束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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