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田園之志”到田園文學

　　張衡（78年—139年）的《歸田賦》被當成第一篇寫田園的作品來看待，但這里有個疑問：何以張衡之前三百來年的漢代文學竟絲毫不見田園文學的蹤影，而張衡為什么就能寫出《歸田賦》來？問題可能就出在“歸田”二字上。田園文學的產(chǎn)生，需要有田園（土地），有文學，有文學家（這些漢代都具備），但這還遠遠不夠，因為還缺少最為重要、最為關鍵的因素，那就是對田園的興趣，對田園的審美。只有對田園發(fā)生了興趣，且以審美的眼光去觀照田園的時候，才會有田園文學的產(chǎn)生。

文征明楷書《歸去來兮辭》 資料圖片

　　考察張衡之前的漢代歷史和文學，發(fā)現(xiàn)缺少的恰恰就是“歸田”這最重要的一環(huán)。就耳目所及，在西漢前中期150余年間未出現(xiàn)過。由此可見，西漢前中期很少有人有歸鄉(xiāng)之興或田園之志，至于田園的描寫那就更看不到了。西漢后期逐漸發(fā)生了變化，但也不是太多，而且各人的情況也不盡同。較早的例子如楊惲，其約作于漢宣帝五鳳四年《報孫會宗書》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漢書·楊惲傳》）書是楊惲被免為庶人回歸鄉(xiāng)里后所作，從書中憤激之語來看，并非從內心深處真正對田園發(fā)生了興趣。

　　貢禹和疏廣是另外的情形。漢元帝初元二年，年八十一的貢禹（前127年—前44年）因為年老，上書乞歸：“愿乞骸骨，及身生歸鄉(xiāng)里，死亡所恨。”（《漢書·貢禹傳》）疏廣遵循“知足不辱”的古訓，“歸老故鄉(xiāng)，以壽命終”（《漢書·疏廣傳》）。另外還有劉向，漢元帝永光元年上書：“退就農畝，死無所恨。”（《漢書·楚元王傳》）

　　這幾例的時間都非常接近，集中發(fā)生在公元前54年至前43年這十二三年間，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漢代人在現(xiàn)實中遭遇困境時，常常是回歸于內心，借助于老莊求得精神上的解脫，而很少有實際行動上的出走。如賈誼，其《鵩鳥賦》《吊屈原賦》始終縈繞著死亡的影子，他想到的卻只是如何去順應死亡；如司馬遷，悲士之不遇，卻“委之自然，終歸一矣”（《悲士不遇賦》）；如揚雄，看到歷史上那些驚心動魄的悲劇后，采取的則是“我異于此，執(zhí)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太玄賦》），最終仍是回歸了內心。這一狀況到了王莽和東漢初期，才有了明顯的改變，逐漸走出內心，有時也走向田園，如龔勝、龔舍兄弟，如邴漢、薛方、崔篆、崔骃等。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形呢？原因比較復雜，王莽當政及篡位，西漢、東漢交替之際社會動蕩，這些可能都會有很大的影響，但是還有一個比較直接的因素，那就是漢代的仕宦制度。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認為，西漢時，“朝臣去官，無論是致仕、免官皆住在長安不回原籍”，“西漢后期，大臣致仕歸鄉(xiāng)里的漸漸多起來”。“東漢的政策，和西漢相反，除外戚家族和特許者外，一般大臣去官就要回歸鄉(xiāng)里原籍，而且還不得私歸京師。”何先生的說法未免絕對了些，西漢致仕或免官歸鄉(xiāng)的例子也可以找出一些來，但就整體情況而言，何先生的判斷還是可以信從的。由此可見文人士大夫“歸田之志”的興起是如何不易。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衡的《歸田賦》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它是漢代比較早、比較明確地表達“歸田之志”的，且以審美的眼光去觀照、描述“田園”。這也為張衡之前（特別是漢代以來）何以沒有田園文學產(chǎn)生的問題似乎找到了一些較為合理的解釋：因為始終不見有“歸田之志”（“田園之志”）的興起。盡管這不可能是原因的全部，但肯定是其中最重要、最關鍵的一個。

　　張衡創(chuàng)作《歸田賦》的直接誘因可能和安平崔氏家族有關，但是《歸田賦》的性質和精神卻基因于漢代大賦?！稓w田賦》的開頭講歸田的原因，可不必論；中間和后面兩部分寫的都是歸田生活和歸田之樂，約為三端：一是自然風物之樂，二是弋釣狩獵之樂，三是彈琴、讀書和寫作之樂。這都脫胎于漢代大賦。此三端中，自然風物是作為背景和陪襯出現(xiàn)的；狩獵垂釣是核心，這也是漢大賦中最典型的場景、最突出的意象；讀書之樂則是從枚乘《七發(fā)》中的“要言妙道”衍生而來，經(jīng)過后來辭賦家的不斷明晰和深化，成為對抗盤游逸樂的制欲法寶、導引帝王入于正途的不二法門，這也是漢大賦諷諫之所在，是全文最后的升華，本質上反映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愿望。由此不難看出《歸田賦》與漢大賦思路相同，結構相近，詞匯和用語方式都極為相似?！稓w田賦》雖然已不再有漢大賦那般壯闊的場景和喧囂的聲勢，顯得幽靜、從容而嫻雅，但骨子里仍然潛存著漢大賦的精神和氣質，靈魂深處仍然是漢大賦余音的回響。當張衡從政治中心的京都回到鄉(xiāng)野田園時，在其筆下出現(xiàn)的竟然是漢大賦中常見的“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龍吟方澤，虎嘯山丘”，這究竟是田園的真實一幕，還是漢大賦場景的潛意識移植？不僅如此，賦中所寫時令，也并非止于真實的“仲春令月”，而應是錯雜一年四季而言之，因為弋射是不可能發(fā)生在仲春的，《禮記·月令》于春季有明文禁止田獵，以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賦中其實說得很明白，是“極盤游之至樂”。這絕對不是“歸”的姿態(tài)，更不是陶淵明那種向往其中的擁抱，它根本上就是一場游樂，只不過是把帝王的苑囿置換成了鄉(xiāng)野，更符合當時文人士大夫“樂而不淫”的游樂理想。這些，也許對理解《歸田賦》的性質不無助益吧。

　　《歸田賦》雖以“田”命篇，以“歸田”見意，文中卻很少見到后世所謂“田園”的描寫，但這又的的確確就是張衡眼中、心里、筆下的田園。其實在漢代其他藝術中，田園早已成為重要的題材或內容，特別是漢畫像石、畫像磚，涉及的田園和田園生活非常廣泛，從農業(yè)作物、經(jīng)濟果木到勞作場景、家禽牲畜以及庖廚宴飲、屋舍田野等，弋射垂釣更是眾多雕繪展示中非常常見的畫面，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當時豪族地主對享樂生活的追求和《歸田賦》所寫不虛。

　　為什么更具田園意味的物象、場景卻沒有進入《歸田賦》的視野呢？如果我們承認前文所論《歸田賦》的意象、構思及意識源于漢大賦，那就很容易理解真正的田園還不可能成為其游樂理想的一部分。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的解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真正的田園審美還沒有建立起來，于是就不自覺地以前者替代了后者。漢代的大莊園經(jīng)濟形態(tài)阻礙了田園進入作家的審美視野，也阻礙了真正的田園文學的產(chǎn)生。而莊園的功能，不僅有耕種、紡織、釀造、冶煉，還有小手工業(yè)和商販，時局危急時甚至還可以“營塹自守”（如“塢壁”）。其功能之全，管理之嚴，都是此前所未睹。崔篆之子崔寔撰寫的《四民月令》其實就是這種大莊園形式的真實描寫。這種自給自足而又封閉的大莊園進一步加深了階層的分化。崔瑗的父親崔骃曾寫過一篇《博徒論》，從中可以看出當時人眼里的農夫是如何卑賤和微不足道，連“博徒”這樣身份的人都可以對農夫肆意嘲笑，于是這些農夫以及與其相聯(lián)系的田園也自然不太可能獲得士大夫們的青睞和好感。這使得自西漢后期就已經(jīng)啟動的歸田之志，雖經(jīng)張衡高調揭出，卻始終不能誘發(fā)對田園的審美，一直到東漢后期的仲長統(tǒng)（179年—220年），仍然在做著大莊園主的夢，滿眼都是物質的欲求，卻看不到對田園興起絲毫的審美觀照。

　　這也使張衡的《歸田賦》與陶淵明的田園文學有了質的區(qū)別。無論在辭賦還是在詩里，陶淵明筆下都不會出現(xiàn)“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云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這樣血淋淋的文字。在張衡的眼里，因為仍然延續(xù)著漢大賦的意識，魚、鳥只是滿足人口腹之欲的物；而在陶淵明眼里，魚、鳥已與人融為一體，成為追求自由人格的隱喻和象征。毫無疑問，陶淵明的田園才是真正的田園，其筆下的田園文學才是真正的田園文學。從張衡到陶淵明，之間仍有漫長的路要走，不僅要翻過潘岳的《閑居賦》、石崇的《思歸引》，更要翻過橫亙在他們之間的那道意識上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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