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余編者耗時5年 國家統(tǒng)編義務教育教材改了什么

　　2017年8月31日，福州市倉山區(qū)第五中心小學一年級新生展示剛領取的語文統(tǒng)編教材。張斌(福建分社)/中新社/視覺中國
 

　　國家統(tǒng)編義務教育教材：漫長的改革
 

　　16開大小的書頁上，“天地人”“你我他”六個黑色楷體字分兩行橫在正中間，占據了紙張的1／3。其他部分，幾乎留白。

　　近一個月前，在新學期的第一節(jié)語文識字課里，吉林大學附屬小學一年級新生捧著課本，跟著教師耿玉苗學習了這六個生字。課本豎在課桌上，足夠遮擋住孩子們的大半張臉，斗大的字周圍沒有拼音，他們望著這些筆畫構成的漢字沒有陌生感，讀了一遍又一遍。

　　這是教育部統(tǒng)編的新教材，從今年9月1日開學后全國通用。這次一起統(tǒng)一改用“教育部編義務教育教科書”的，是義務教育一年級和七年級的語文、歷史、道德與法治這三門科目的課本。出版發(fā)行單位為人民教育出版社。

　　先識字再學拼音，是語文新教材的一大改變。此外，一些曾經被取消的老課文復出，小學課本中的古詩文篇目也相較先前增加了60篇。

　　在統(tǒng)編的歷史教材里，辛亥革命從以往“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表述，被改為“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另外，教材完整介紹了中國14年抗戰(zhàn)的歷史，并突出國家主權意識和海洋意識的教育。關于道德與法治科目，在小學的課本里涉及到30多部法律法規(guī)，初中課本則有50多部。

　　這些教材的編審過程進行了五年。從2012年開始，教育部根據中央要求，統(tǒng)一組織調集140多位全國學科專家、教研員和一線教師組成團隊開展編寫工作，最后以“編審分離”的方式審核。根據教育部規(guī)定，2018年統(tǒng)編教材將覆蓋到二年級，2019年則是義務教育階段所有年級都將使用三科統(tǒng)編教材。
 

　　國家認知
 

　　《我們是中國人》和《升國旗》是耿玉苗在一年級上冊課本里翻到的兩篇愛國教育課文。五十六個民族的小朋友穿著節(jié)日服裝，匯集在天安門前——這個插畫被孩子們打開后，耿玉苗給他們講述了有關祖國的概念，再由此過渡到母語的介紹。

　　2017年8月31日，福州市倉山區(qū)第五中心小學一年級新生在閱讀《道德與法治》課本。張斌(福建分社)/中新社/視覺中國
 

　　在備受關注的語文課文內容選取方面，除了這樣的題材，魯迅的文章也成為焦點。

　　統(tǒng)編新教材中的魯迅文章，在小學階段出現兩篇，初中階段選用了七篇。被任命為中小學語文統(tǒng)編教材總主編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溫儒敏反復回應著輿論——并沒有所謂的“魯迅文章大撤退”。而諸如朱德的《回憶我的母親》、茅以升的《中國石拱橋》、葉圣陶的《蘇州園林》等，一些最近十年從教材中被舍去的經典老課文，這次又被重新啟用。

　　編寫過程中，溫儒敏感到過壓力。他公開談到，“教材是公共知識產品，它要照顧到方方面面的需求，同時又要講教學的規(guī)律性。”

　　研制大綱、編寫樣章、編寫教材、試教試用、修改完善，這是一般編寫教材要經過的大致程序。教育部教材局在對《中國新聞周刊》的回復中，以編寫樣章為例，提到了遵循一定編寫規(guī)范的過程：全體編寫組共同討論教材的呈現方式、欄目功能和設計、圖文搭配、文字風格等。先由四至五位核心編者分別撰寫教材樣章，之后大家一起比較、加工、討論，并請一線教師到課堂上試講，最后集中力量編寫出一個樣章供編者參考使用。

　　而統(tǒng)編歷史教材的遴選依據，除了“點線結合”的課標要求編排方式和初中生初次較為系統(tǒng)地學習歷史的認知水平外，是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教育、法治教育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另一方面，教材需要體現歷史學研究的新成果，比如，強調14年的中國抗日戰(zhàn)爭改變，突出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以及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東方主戰(zhàn)場等。

　　“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目前我們已經形成了國家認知，也是要從國家認知的角度來認識。”義務教育歷史統(tǒng)編教材執(zhí)行主編、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葉小兵曾公開表示。

　　初中歷史課程標準的修訂工作，教育部先行在2007年就開始啟動。已故的歷史學家齊世榮曾在那時被聘請為總顧問，并擔任部編初中歷史教材的總主編。部分教材初稿上交后，他曾逐字修改，甚至重寫重要的課文。

　　據葉小兵的追憶文章，關于“文革”爆發(fā)的背景，齊世榮依據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文選》、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對法治教育的加強，則是落實到道德與法治統(tǒng)編教材時，編寫組進行過反復討論的。最終，編寫組確定了專門教授和滲透相結合，在六年級上冊和八年級下冊設置了法治專冊，以憲法精神為主線，結合學生的實際生活。


　　教材制度沿革
 

　　耿玉苗是在8月14日拿到新課本的，她跟同事們在那之后的一周進行了新教材培訓和開學前的常規(guī)備課。這是她教書17年里見過的開本最大的語文教科書，此前她用了十幾年人教版教材，教過六年長春版教材，也接觸過蘇教版和粵教版。
 

　　這“一綱多本”“多綱多本”的教材發(fā)展情況，要追溯到改革開放初期。當時，教育部制定統(tǒng)編教材，各地教材也初步百花齊放，語文課剛剛恢復獨立設置。
 

　　1985年，在《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指導下，開始改革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相適應的教育內容和方法。第二年，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成立，改革統(tǒng)一的教材制度，也就是要在統(tǒng)一要求和審定的前提下實行教材的多樣化。
 

　　2017年8月31日，福州市倉山區(qū)第五中心小學到校注冊的一年級新生在領取統(tǒng)編教材。
 

　　到了1991年，九年義務教育的“五四制”和“六三制”兩套教材誕生于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投入使用后，廣東、四川、上海、浙江、北師大等各自出版的教材經過送審，也在各地進入了課堂。1999年，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啟動，引入教材的競爭機制，各地又開發(fā)了適合本地區(qū)發(fā)展的鄉(xiāng)土教材和校本教材。
 

　　2000年秋季的開學季，新的語文教材出現在全國中小學，《語文教學大綱（修訂版）》同時正式實施，已經對古詩詞教學做了更高要求，并且強調培養(yǎng)學生的自學能力和寫作、表達能力。而北京在2007年使用的本地新教材中，就曾進行過關于魯迅文章的篇目調整，放棄了《阿Q正傳》《記念劉和珍君》等名篇，選擇了《鑄劍》。另外，還加入過金庸小說的內容。
 

　　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的指導下，教育部再次組織專家對義務教育各學科課程標準進行了修訂完善，印發(fā)義務教育語文等學科課程標準（2011版）。這個于2012年秋季開學執(zhí)行的語文新課標中，對小學生會寫漢字的要求有所降低，但增加了需要背誦的篇目。
 

　　這一次，耿玉苗特意先看了下識字的部分，“一年級上冊要求學生認的字是300個，但只要求會寫其中的100個，突出了多認少寫。”這一點，符合她對孩子年齡和心理特征的認知，“6歲左右的孩子，手上肌肉群還不是很發(fā)達，他們寫字是很麻煩的，認字倒很快。”
 

　　在給新生下發(fā)課本的那一天，耿玉苗記得，孩子們比較容易被插圖和大字吸引，便于集中注意力，“插圖改變很大，畫得挺可愛，更符合兒童的特點，畫風上還結合了民國課本的一些內容。”
 

　　而其中的古詩文篇目比重依然是加大了，小學教材中共有129篇，初中是132篇。教育部教材局回應《中國新聞周刊》稱，這是基于加強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原則，“讓孩子在記憶力最強的時期，多接觸古詩文，多接受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然后精選古詩文，語文課程標準里推薦的古詩詞都是膾炙人口的經典名篇，既有對祖國大好河山的歌頌詩詞，又有反映熱愛祖國、積極奮進的名家名篇，都是需要我們傳承的。”
 

　　基于“人文精神”和“語文要素”雙線結合的選文要求，編寫組此次放入了魯迅的《藤野先生》《故鄉(xiāng)》《孔乙己》；朱自清的《春》《背影》；老舍的《濟南的冬天》等文章，兼顧經典性和時代性。
 

　　整體而言，課文數量是有所減少的，但又增加了課外衍生閱讀。比如，小學階段新增了“和大人一起讀”等欄目，初中設置了一定量的自讀課文和名著導讀。
 

　　尊重認知規(guī)律
 

　　關于選文的取舍、教材的新變化，以及習題涉及等細節(jié)方面，在編寫的過程中，編寫組都有過激烈的討論。其中一次，是對于語文教材中拼音和識字的教學順序。
 

　　目前的統(tǒng)編教材，是先學一個單元的識字，再學習拼音。而在商定時，編寫組呈現了不同的看法。因為漢字本是沒有拼音的，此前有教材做過這方面的探索試驗，編寫組的成員認為效果很好，能讓學生在識字單元先緩解語文學習壓力。教育部教材局回復《中國新聞周刊》稱，經過討論實驗之后，教材確定了先識字后拼音的安排，“也是為了讓孩子知道識字與拼音的關系，即：識字是目的，拼音是手段。先識字后學用拼音，強調漢字學習的重要地位。強調拼音作為輔助工具的價值，有利于激發(fā)學生的識字讀書的興趣。”
 

　　在以往教學和此次開學一個月的實踐中，耿玉苗對學生現狀的看法是，“很多小孩學拼音會受到英文的干擾，而在生活中出現的更多是漢字。他們就是先學會了漢字，回頭再來學拼音。”她覺得這是符合兒童認知規(guī)律的，“像以往非要把拼音學到什么程度，是很為難孩子的，有些形近的，比如‘U’和‘V’，好多小孩搞不清，就在小時候形成障礙了?，F在降低難度，孩子學得輕松一些，也更容易對母語產生興趣。”
 

　　對全國各地教材關注多年的深圳園嶺小學語文教師李祖文，也理解此次漢字在前的教學安排，“是尊重了現在孩子的情況，他們其實不是零起點，也不一定要從一二三四開始念。”
 

　　諸如此類，編寫中出現的重要和疑難問題，編寫組會試行集體會商，共同尋找解決辦法。對于分歧較大的，由總主編邀請更大范圍的專家商討定奪。
 

　　一個例子是，在對于小學低年級語文教材使用的字體處理上，編寫組內部也曾爭論不休。有人認為應該用宋體，使用更規(guī)范，有人則覺得楷體好，符合小學生的認知習慣，還有人提議選擇仿宋。最后，作為總主編的溫儒敏提出，教材是給孩子編的，要從孩子的識字習慣出發(fā)，最終選擇了與手寫體最為接近的楷體。
 

　　教材編寫依據的始終是課程標準，根據不同年段的學習目標和學生接受水平，確定相應的框架結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教育部教材局由此還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了寫作專題在不同年級中的難易程度：七年級強調基礎性，主要進行一般寫作能力的訓練，側重記敘性文章的寫作；八年級強調實用性，突出語文跟生活的聯系，主要進行游記、演講稿、消息等實用性文體的寫作，側重說明性文章的寫作；九年級強調思辨性，主要進行議論性文章的寫作。
 

　　這些遞進的難易程度，針對客觀存在的地域差異，統(tǒng)編教材編寫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彈性與適應性，以滿足不同地區(qū)學生的發(fā)展需求。
 

　　在課后練習部分，編寫組此次編排了“選做題”，讓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興趣愛好進行選擇，也要求教師通過組織交流和表揚鼓勵，去激發(fā)學生做這些題的興趣。
 

　　李祖文卻表達了一個自己的顧慮，“我們仍然沒有擺脫這種傳統(tǒng)的文選加練習的方式，這給老師和孩子帶來很大的困擾，因為這其實缺乏了對學生學習過程的尊重和關注。似乎我們還是比較重視在練習中得出的結果，而中間應該隱含一個什么樣的學習過程，我們的教材忽略了這個最重要的東西。”
 

　　在8月28日教育部今年首場教育金秋系列發(fā)布會上，教育部教材局副局長申繼亮表示過，會有三方面來保證統(tǒng)編教材后續(xù)的完善和提高：建立跟蹤研究機制，編寫的主要專家去一線了解使用過程的適宜性，同時建立研究基地，鼓勵專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建立專門的平臺，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教育行政部門建立定期修訂機制。（記者/毛翊君）
 

　　轉自：《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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