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進入快車道

近日，《珠海經濟特區(qū)商事登記條例》獲珠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將從登記制度、信用監(jiān)管、行政管理三大方面進行改革，“寬進”則是改革的核心之一。

無獨有偶，《深圳經濟特區(qū)商事登記若干規(guī)定》也于上月底獲得深圳市人大常委會高票通過，“商事主體登記與經營資格相分離、注冊資本實繳登記將改為認繳登記”等一系列創(chuàng)新措施將極大提高企業(yè)營運效率。

兩部法規(guī)條例都將于明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也意味著廣東在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上再次邁出實質性步伐，走在全國前列。
　　一場急迫的改革
　　隨著改革開放30多年的建設，廣東成為全國率先富起來的區(qū)域，但創(chuàng)造了經濟奇跡的同時，市場經濟日益要求平等競爭、多元主體共存的特性，讓以前單向的、政府包攬社會治理的傳統(tǒng)模式已不再適宜，多元共治成為新治理模式的追求。
　　“廣東經濟快速發(fā)展，但省內貧富差距大，粵西粵北比較落后。最富在廣東，最窮也在廣東。與此同時，3600多萬外來人口為經濟作出貢獻，應想方設法讓他們共享發(fā)展成果。”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院長肖濱說。
　　為此，今年5月9日的廣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報告中再次延續(xù)了年初省委十屆十一次全會以來的做法——通篇未提GDP。相反，他反復提到的是“社會建設”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而這也反映出近一年來廣東著力開辟的改革新陣地——“社會建設”改革的急迫性。
　　如何讓社會管理真正落地？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眼里，政府管理社會只是社會管理的一部分內容，且不是主要內容，社會管理最主要的是社會的自我管理。這就首先要求政府向社會放權，否則空間狹小，社會就很難發(fā)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
　　事實上，廣東各級黨委、政府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對政府簡政放權的探索早在大力度啟動社改之前就開始了，其切入口正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梁桂全披露，今年來廣東省已清理14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其中超過40％可以削減。省一級政府今年內還將把130多項職責交給社會組織或事業(yè)單位。
　　今年7月，廣東各級政府又再次在省里的部署下開啟簡政放權大幕，進行新一輪的行政審批改革。“減”字成為改革的核心。其中，惠州事項減幅達67%以上，達到市級自行設置“零許可”和“零審批”的目標，被認為是歷年來改革成效最突出的一次。
　　而順德在簡政放權的摸索中，先通過大部制改革將政府形態(tài)壓縮；然后通過放權式改革，將部分公共權力交給社會，培育社會組織，由此形成“大部制、大社會、小政府”共治格局，也被廣東寄予厚望。
　　近年來，惠州狠抓民生福祉這一根本，大力發(fā)展社會事業(yè)，改善社會服務，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提升群眾幸福感。推行并優(yōu)化網絡問政、嘗試并鋪開實施“四民主工作法”、探索建立“特色之家”、組織實施“約請辦公制度”……根植本土、立足創(chuàng)新，惠州的社會管理模式深得當?shù)厝罕娬J可。今年來，惠州重點建立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xié)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著力構建服務政府和管理社會的大社會組織，激發(fā)社會組織參與社會建設的活力和動力。同時，不斷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建設普惠型社會福利體系，讓這座城市更加惠民利民。
　　社會組織進入“黃金時期”
　　社會組織的繁榮是強化社會自治的基礎，當上游的行政審批事項放權后，下游的社會組織如何接得起、接得住，便成為關鍵一環(huán)。
　　但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組織發(fā)展受制于雙重管理模式（指社會組織必須接受主管部門、民政部門的雙重管理）的束縛。由于很難找到“業(yè)務主管單位”，社會組織在實際操作中面臨“登記難”局面。
　　“廣東社會建設的核心任務就是發(fā)展壯大社會組織，把社會組織打造成為社會建設的主體?！睆V東省社工委專職副主任劉潤華說。
　　從2004年起，深圳就采取小步快走策略，通過行業(yè)協(xié)會民間化改革、行業(yè)協(xié)會直接登記、擴大直接登記范圍三個小步走，開始了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改革，2008年，深圳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三類社會組織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門登記，成為打破社會組織發(fā)展瓶頸的突破之舉。2010年“深圳市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改革”榮獲第五屆“中國地方政府創(chuàng)新獎”。最新數(shù)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底，深圳共有社會組織5353家，是2004年改革前的1400多家的3.8倍。
　　今年7月1日起，廣東全省也除教育、衛(wèi)生等須前置審批的少數(shù)類別外，對所有社會組織實行統(tǒng)一直接登記，成為廣東社改之路的標志性事件。
　　根據廣東社會組織發(fā)展目標：到2015年，全省平均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5個以上，即每2000人擁有一個社會組織，這比目前將近翻一番。珠三角則更進一步，可能達到每萬人擁有10個以上社會組織。
　　據悉，目前全省有15％的社會組織承接了政府轉移的職能，有9％的社會組織有政府的購買服務。而五年后，則要使80％以上的社會組織能夠承接政府職能的轉移和授權。專家認為，隨著官方社會管理方式的轉變，社會組織發(fā)展迎來了“黃金時期”。
　　“政經分離”的社會自治
　　新的社會治理模式講求多元主體，除了既有的黨政機構和不斷發(fā)展壯大的社會組織，也包括基層民主的建設，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兩委”：村委會和居委會。在省里加強社會建設的“1+7”文件中，也有兩個是分別針對社區(qū)居委會和農村村委會建設，均提出完善社區(qū)居民自治制度和農村基層自治制度。
　　珠海市香洲區(qū)翠香街道辦所轄的康寧社區(qū)和青竹社區(qū)均是社區(qū)自治的試點之一。對于什么是社區(qū)民主自治？街道負責人認為，把力量組織起來，形成社會共同體。“社區(qū)一級應該擺脫逐步被行政化的趨向，反轉過來告訴政府：我們需要什么?！?br>　　為了收集民意，參與試點的社區(qū)建立專門網站，居民可以在此討論社區(qū)的公共話題，比如垃圾堆放、噪音污染等。居民最為關注的則由社區(qū)出面與相關政府部門溝通。
　　而全國十強縣市、“廣東四小虎”之一的佛山市南海區(qū)，上世紀90年代在全國率先開啟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保留兩級集體經濟組織：以村集體資產為主的村級經聯(lián)社和以土地為主要經營資產的村小組級經濟社。但此后逐漸演變成“村支書或村主任兼任經聯(lián)社社長；村各小組組長，則兼任經濟社社長”的局面。
　　這等于誰掌握了村行政權，誰就掌握了村經濟權，村民自治就此異化。于是，南海啟動“政經分離”改革，將村（居）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分離運作，形成村（居）黨組織回歸黨建主業(yè)，村（居）委會主任專做服務，“社長”主抓經濟，基層三類組織各歸其位、各司其職的新格局。不僅避免了基層經濟組織繼續(xù)“綁架”自治組織，也使得基層黨組織從具體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得以專心基層政權建設和回歸服務本職。
　　鄭永年認為，社會改革這個門檻，廣東必須跨過去。如果跨過去了，則未來有無限希望，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發(fā)展將進入全新階段。“加強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對政府自身改革十分有利，十八大提出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tài)文明建設五位一體，這其中社會建設是很重要的方面，廣東省的政策與中央不謀而合?！毙I說。

來源: 南方日報網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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