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之本體論還是人地關系論

　　文學地理批評，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傳統(tǒng)，深刻地影響到當代文學理論批評與文學創(chuàng)作。班固《漢書·地理志》有“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之說，以此分析《國風》，并直接影響到后來鄭玄《詩譜》和王逸《楚辭章句》等著述。南朝文論家大都具有文學地理批評思想，尤其是劉勰《文心雕龍》評論屈原所提出的“江山之助”論，對其后文藝理論批評產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響。中國古代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發(fā)生于先秦時期，最初或許僅僅體現為一種有關人地關系的人文地理思想，而這正是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的基礎。本文即以《管子·水地篇》（下文直接稱引篇名）為例，對先秦思想家有關人地關系論述與先秦及秦漢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發(fā)生展開分析。

 

　　根據學界已有研究，《水地篇》成文時間大體可以確定在齊國稷下學宮興盛時的戰(zhàn)國中期或稍早?！端仄肥恰豆茏印愤@部“學術之叢書”中非常重要的具有廣泛影響但又是歷來研究聚訟紛紜的一篇文章。20世紀初期以來，不少學者把《水地篇》類比或等同于古希臘泰勒斯以水為萬物之本原的本體論，從而導致對其主旨的誤解。《水地篇》水土“本原”論的主要內涵，是指最重要的生成條件或要素之意。但目前對《水地篇》主旨詮釋仍不明晰，必須首先進行分析?！端仄穬热菘煞譃槿齻€部分：第一部分，提出該文主旨的前提性論點，即水土乃萬物生長之根本要素和條件：“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均據黎翔鳳《管子校注》本）歷來學人多將此首段視為全文主旨，非是。地和水，本為一體，也就是“水土”之意，《七法篇》有“水土之性”之說。當然《水地篇》作者突出談論的是水，但水也是“地之血氣”。第二部分，進一步論證前文提出的前提性論點，從“何以知其然也”到“管子以之”這句話結束，分三個層次：第一層，從水德本身來論證；第二層，水為具材而存在萬物之中，是一切生命之要素，其最重要的是要“適度”；第三層，總結上述內容，并過渡到管子根據水（水土）的道理來“則之”“以之”，作為“理國之道”（《問篇》語）。第三部分，回到開頭所論，進而完成本文的主旨論述：以“夫齊之水”這段著名的論斷，論析不同邦國地域水土之性，是造成不同邦國地域民性的客觀的重要因素，曰：“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閑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這段話可以跟《地員篇》《禁藏篇》等有關論述結合起來看?！督仄氛f：“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地員篇》也表示，土各有其性，不同土壤所產出的物產，人們所飲所食之不同，其體質氣性就會不同，進而“風氣”就不同。有些說法今天看來仍然是較為科學的，如云：五粟之土，“其泉黃白，其人夷姤”；五沃之土，“其泉白青，其人堅勁”；五位之土，“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等等?？傊?，《水地篇》的主旨在于說明水土之性乃是形成不同邦國地區(qū)的民性的客觀原因，乃是一種人地關系論，其內涵實際上說明了地域文化個性（民風民情、風俗習慣等等），乃是發(fā)端于所依賴的自然地理條件和自然形成的生產方式，統(tǒng)治者應該充分認識這一點并能夠因勢利導，加以教化管理。

 

　　《水地篇》人地關系論的思想派別和哲學基礎是什么？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的基本問題。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天人關系，至春秋戰(zhàn)國時代，既出現天人相合的思想，也產生天人相分的觀念，道家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更重視人與社會現實的關系。而到《易傳》，儒道乃至陰陽家等思想就交融會通在一起了，《管子》一書也有這種傾向。《水地篇》具有明顯的陰陽和五行之思想，馮友蘭先生就認為該篇思想屬于黃老和陰陽家?！豆茏?middot;四時》篇說“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這就是主張一種天地人三者和諧共生的關系。先秦老子與孔孟荀等諸子多有頌水德之論，其中也包含他們對“道”之“德”性的理解。在《水地篇》中，如上之解讀，水并不是具有本體論意義的水，其論與《郭店楚墓竹簡》之《太一生水》篇所謂“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既成萬物也”的思想有明顯類同之處，可以進一步說明上述問題。

 

　　《水地篇》關于人地關系的討論，具體是落實在水土之性與民心民性的關系上，這在先秦及秦漢其他論著中也可以看到類似表述，說明人地關系論實際上是先秦文學地理思想發(fā)端的理論基礎?！蛾套哟呵铩酚兴^“水土異也”之論，這也正是《水地篇》的主要思想。相關的觀點，還有如《禮記·王制》篇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論述作品的風格特色常常聯(lián)系作家的性情和氣質，并認為這種個性與其成長的具體地理環(huán)境有關。上引《禮記·王制》這段論述，唐代孔穎達有大段疏文，詳細分析了個中道理。《禮記·中庸》云：“子路問強。子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鄭玄注云：“南方以舒緩為強”“北方以剛猛為強”。中國歷代談藝者好言南北之別，蓋東西差異也在其間矣（參閱孔疏引鄭沖語）。《大戴禮記·易本命》有云：“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其中道理與我們前文對《水地篇》的分析是一樣的。相同或幾乎相同的論述還見于《淮南子·地形訓》和王肅注《孔子家語·執(zhí)轡》篇，不再贅述。

 

　　上述《水地篇》之人地關系論、文化地域論，與先秦文學地理思想有著密切關聯(lián)也有顯著例證。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季札觀樂評論各國國風：“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wèi)》，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wèi)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wèi)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再如《禮記·樂記》記載子夏論各國音樂，有“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wèi)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云云。《禮記·樂記》所記子夏這段論述與季札觀樂評論，在邏輯上是相同的。從春秋時代季札到戰(zhàn)國時期《水地篇》相關論述，說明在這一歷史發(fā)展時期人們對邦國詩歌文學（十五國風）地域性差異已經十分關注，對不同地域的“民性”與不同地域的“水土之性”密切相關性有了自覺認識。季札這段論述已經蘊含了區(qū)域詩歌文學（十五國風）的比較意義。

 

　　要之，從人地關系這一科學的基本理論出發(fā)進行考察，先秦時期可謂是中國文學地理批評思想的創(chuàng)發(fā)和理論奠基時期?！端仄芳跋惹匾约扒貪h文獻中的有關人地關系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先秦時期尤其是秦漢以后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關文學地理批評的思想與方法。當然，《水地篇》“夫齊之水”這段論述，明顯具有“詩性智慧”的特征，用意大利維柯《新科學》的話來說，具有“一種感覺到的想象出的玄學”的意味，這也是應該加以特別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