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文化是祖根文化。一方面,從文明起源上講,炎黃是人文始祖,炎黃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龍頭文化;另一方面,從中華民族起源上講,今日以漢族為主體包括56個民族在內(nèi)的中華民族乃是歷史上以炎黃族為核心,經(jīng)華夏族和漢族不同階段的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炎黃族是早期華夏民族之核心,是中華民族之根。這也是炎黃作為“人文始祖”在中華民族形成進程意義上的解釋。因此,炎黃文化成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的紐帶和精神維系。
20世紀20年代以來,我國學術(shù)界對于古史傳說曾有“信古”“疑古”“釋古”三種態(tài)度和做法。具體說到炎帝、黃帝,信古者當然是把他們作為真實人物來對待;而疑古者則把他們作為神來對待。殊不知,遠古時代的人名、族名、圖騰名、神名是可以同一的。以黃帝為例,黃帝號稱軒轅氏,又號稱有熊氏。據(jù)研究,軒轅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銅器銘文中的“天黿”(“天”字下面畫有“黿”即青蛙)族徽銘文,還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彩陶中畫有青蛙的彩陶紋樣;有熊氏可以追溯到商代和周代青銅器銘文中“天獸”(“天”字下面畫有“獸”)族徽銘文。這樣,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作為古史傳說人名的軒轅氏、有熊氏是與天黿(即青蛙)和熊、羆、貔、貅、豹、虎等圖騰一致的。此外,在商周青銅器銘文中,還有以“天”為族徽銘文,其淵源也是來自以“天”為圖騰。而在先秦文獻中,“黃”與“皇”可通用。如《莊子·齊物論》:“是皇帝之所聽熒也。”《釋文》:“皇帝,本又作黃帝。”又《至樂篇》曰:“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皇帝之道……”《釋文》:“皇帝,司馬本作黃帝。”《呂氏春秋·貴公》:“丑不若黃帝。”畢沅校曰:“黃帝,劉本(明劉如寵本)作皇帝,黃、皇古通用。”《易·系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風俗通義·音聲篇》作“皇帝”。可見黃帝與皇帝通用的例子甚多。《尚書·呂刑》:“蚩尤惟始作亂……皇帝清問下民……”此皇帝即上帝,所以,說黃帝即皇帝亦即皇天上帝,有訓詁學上的依據(jù)。從黃帝與皇帝通假以及皇帝亦即上帝來看,黃帝一名含有皇天上帝即含有天的意思,這樣,黃帝一名也就成了天帝天神。然而,在《國語·晉語》中又說:“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這里的黃帝、炎帝當然是人名。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古史傳說中人名、族名、圖騰名和神名是同一的依據(jù)。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也說美洲印第安人中普遍存在人名、氏族名和圖騰名相同一的情形。造成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最初在氏族制還沒有出現(xiàn)之前的圖騰是個人圖騰,這些個人圖騰也就是當時的個人名稱。后來隨著氏族制度的出現(xiàn),一些氏族酋長的個人圖騰轉(zhuǎn)換成了氏族圖騰,使得氏族酋長的個人名字與氏族圖騰的名稱相同一。再后來,一些著名的氏族酋長死后上升為祖先神,乃至成為氏族部落和部族的宗神,使得人名、族名、圖騰名、宗神名更加混為一體。
由于人名、族名、圖騰名、宗神名可以同一的緣故,所以黃帝、炎帝等名號是一個沿襲性的名號。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個人只能生存幾十年或百余年,但是作為族團卻可以存在幾百年或幾千年,它的名號是沿襲性的。
炎帝、黃帝等名號既是人名、族名、圖騰名、宗神名的同一,也是民族融合的結(jié)果。黃帝號稱軒轅氏,又號稱有熊氏,已經(jīng)說明他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氏族?!秶Z·晉語》說:“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我們知道,上古每一姓就是一個血緣姓族,黃帝族有十二姓,則說明黃帝族至少是由十二個姓族融合而成的一個龐大的部族集團,它們的共同點是都尊崇“天”,天為其宗神乃至成為至上神,所以我認為以黃帝為宗神即以天為宗神的部族集團的出現(xiàn)是民族融合的結(jié)果。
炎帝的情形也是這樣。炎帝為姜姓,又號稱“烈山氏”“歷山氏”“連山氏”“魁隗氏”等。炎帝族崇拜火,崇拜羊,崇拜蛇龍,也崇拜山岳。如《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說:“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再如炎帝族后裔共工氏,《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山海經(jīng)·大荒北經(jīng)》也說:“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huán),食于九土。”反映出炎帝后裔共工氏崇拜龍、以蛇龍(即無爪之龍)為圖騰的情形?!蹲髠鳌分羞€有姜姓炎帝族(姜炎)崇拜山岳、以山岳為圖騰的記載,如《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曰:“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則配天。”所有這些都說明炎帝族的崇拜和圖騰也是多元的。而從炎帝族的分布上看,既有活動在北方的炎帝族,也有活動在南方的炎帝族。所以,我主張炎帝族也是民族融合的結(jié)果。
從上古的炎黃族到今天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在其形成和發(fā)展的過程中采取滾雪球式的方式,經(jīng)歷的四個大的階段:這就是由上古的炎黃族,發(fā)展為夏、商、西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華夏族,再發(fā)展為秦漢時期的漢民族,并在秦漢時期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了“正在形成中”的中華民族。這其中值得強調(diào)的是:上古社會的黃帝族、炎帝族構(gòu)成了夏朝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華夏民族的主干,但這一時期的華夏民族的成分已經(jīng)是多元的,它們對于民族一體感的認同在于以中原為核心的先進的華夏文化。秦漢時期的漢民族,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中原為核心的華夏民族的基礎(chǔ)上,融合了眾多其他民族和部族而形成的。秦漢以后,無論是因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入主中原,還是因漢民族政權(quán)南移,都使得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民族融入漢民族之中,龐大的漢民族本身就是經(jīng)滾雪球式民族融合而發(fā)展起來的,它的血緣成分是多元的。無論是華夏族還是漢族,它并非純粹意義上的血緣民族,而是一個文化民族。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今天無論是對炎帝和黃帝的祭拜,抑或是對于歷代有關(guān)炎黃文化文獻的梳理,還是對炎黃文化的義理與價值的闡釋,以及面向海內(nèi)外的傳播,都應該站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人文始祖”的立場上,站在炎黃文化是中華文明史的龍頭文化的立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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