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管仲如何助齊桓公成就春秋霸業(yè)？

管仲其人：從小商人到齊國宰相

大家好，這是“掌上國學院楊鵬評點《史記》人物”，今天我們評點管仲。管仲是春秋時期齊桓公在位時齊國的宰相。他是重要的政治家、經(jīng)濟學家，也是思想家。他在世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723年到公元前645年，比老子、孔子他們要早一百五、六十年左右。

孔子很崇敬管仲。《論語·憲問》里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贊美管仲是仁人。諸葛亮也很崇敬管仲?！度龂尽飞厦嬲f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諸葛亮把自己比成管仲和樂毅，當時的人都不認同。

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

《史記·管晏列傳》載：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齊國占有現(xiàn)在的山東大部分地區(qū)（西南部除外）。西周初年由姜太公所建，其后300多年沒有出色的業(yè)績。到齊桓公的時候，在管仲等人的輔佐下，齊國進入了興盛時期。那時候經(jīng)濟繁榮，國力雄厚。他就聯(lián)合中原的諸侯，向北討伐戎狄，向南遏楚人的向北發(fā)展，同時也遏制東夷和淮夷，這樣就成為春秋時期的中原霸主。

《史記》上說：“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九合諸侯”就是九次聯(lián)合諸侯會盟，“匡”就是救助的意思，“一匡天下”，救助天下，指的是救當時的中原各國。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如果沒有管仲，我就會披頭散發(fā)、衣襟從左邊敞開了。孔子是贊揚齊桓公和管仲聯(lián)合諸侯對抗夷狄，保守住了當時中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孔子在《論語》中曾三論管仲

在《論語·八佾》里，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在《論語·憲問》里，贊美管仲“仁”。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繼而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

管仲當過兵、做過小生意、當過小官，但都不成功，窮愁潦倒。但他有一個好朋友、鐵哥們，叫鮑叔牙。鮑叔牙非常欣賞他，而且?guī)椭?。管仲跟鮑叔牙一塊做生意，每次都給自己多分錢。鮑叔牙不認為管仲貪婪，而是因為管仲太窮；管仲三次當小官都被辭退，鮑叔牙認為這不是管仲不能干，而是時機不到；管仲打仗的時候曾經(jīng)三次逃跑，鮑叔牙認為不是管仲不勇敢，而是因為管仲家里面有老母親。鮑叔牙追隨公子小白，就是后來的齊桓公。管仲追隨公子糾，失敗被囚以后，鮑叔牙把他救出來，說服齊桓公重用管仲為宰相。《史記·齊太公世家》里記載鮑叔牙對齊桓公說的原話是：“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

《史記·管晏列傳》中管仲自己是這么說的：“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賈”就是做生意。“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我做了三次官，三次被攆走。“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zhàn)三走，鮑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睗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 

鮑叔牙是管仲一生的好朋友、一生的貴人。一直幫著他，從窮困潦倒的小商人直到成為齊國的宰相。所以，管仲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管鮑之交在歷史上被視為美談，這其實是中國的游士文化。游士們闖蕩天下，出門在外靠朋友，形成了一種特有的相互幫襯的文化。

商人治國：信譽是生命

中國歷史上商人執(zhí)政并不少見。動蕩時代，那些有成就的君王似乎都有商人出身的丞相來輔佐。比如：商湯有伊尹，周文王、周武王的時候有姜太公，齊桓公有管仲，越王勾踐有范蠡，秦始皇有呂不韋。雖然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從道德上重農(nóng)抑商，但在中國的政治史上，商人其實起了很大的作用。

齊桓公找了管仲這么一個商人出身的人來治國，授以重任。管仲就將自己的商業(yè)價值觀，帶入了齊國的治理之中。管仲相齊故事不少，其中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齊桓公在位的第五年征伐魯國。魯國軍敗。魯莊公請求獻上一塊地方給齊國，以求停戰(zhàn)。齊桓公同意了，與魯莊公約了一個地方見面，結盟，談條約。魯莊公正要同意盟約時，魯國的一個將軍，叫曹沫，突然沖上齊桓公和魯莊公準備簽訂盟約的臺子，用匕首劫持了齊桓公說：“把侵略魯國的土地給返還回來。”齊桓公在脅迫之下，同意了曹沫的要求。這個曹沫也很有意思，齊桓公一答應，他就把匕首扔了，回到剛才臣子的位置。齊桓公一獲得自由，就后悔了，不想把侵地還給魯國，而且還準備殺曹沫。管仲就不同意了。管仲說，你被劫持時已經(jīng)答應了曹沫的要求，現(xiàn)在你想違背承諾，要殺曹沫。這只是圖一己之快。你這樣就會“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援”。你在天下諸侯面前就失信了，今后就會失去天下諸侯的援助。這樣做是不行的，肯定不能這么干。既然被劫持的時候，你答應了他，你就得講信譽，言出必行。齊桓公也蠻聽話。于是，齊國就把過去三次打敗魯國所占領的魯國土地，全部還給了魯國。諸侯們聽到這事后，都認為齊國很守信。后來齊桓公會盟諸侯，邀請各諸侯來開會，各諸侯都如約而來。這是齊桓公春秋霸業(yè)的開始。

大家知道，商人如果要把生意做大，信譽是生命。沒有信譽，就沒有合作者，就失去了組織資源的能力。所以，管仲特別重信譽，他把商人這種守信的原則用到了國家關系上，這是齊國強大的開始。

看這段歷史，你會發(fā)現(xiàn)鮑叔牙、曹沫、齊桓公、管仲這些人都很有個性。春秋時期的中國人，真是痛快淋漓，重情義、有個性、有氣節(jié)。為人處事都非常有尊嚴，有原則。如果這種個性保留至今，中國人在世界上就不得了。

稷下學宮

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曾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幾乎各個學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農(nóng)、陰陽、輕重諸家。稷下學宮在其興盛時期，匯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學者如孟子(孟軻)、淳于髡、鄒子(鄒衍)、田駢、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環(huán)淵)、尹文子(尹文)、魯連子(魯仲連)、騶子(騶奭)、荀子(荀況)等。

管仲對后世的影響，除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之外，還因為《管子》這本書。這是中國諸子百家中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這本書形成于戰(zhàn)國時期，大約在齊威王和齊宣王當政的時期。那個時候，齊國辦了一個稷下學宮，相當于一個高等學府或說高等研究院，招攬各國的游士到這個地方來討論問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上說，這些游士是“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shù)百千人。”有幾百、上千人。當時各國的學者、思想家，都聚集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討論理論問題。著名的思想家像孟子、荀子、慎到這些人，都在稷下學宮待過。學術界普遍認為，《管子》這本將近20來萬字書，由稷下學宮時期的學子完成。它的思想淵源來自管子，但是文章的形成在戰(zhàn)國時期，比管仲要晚三百來年，可以說是稷下學宮時期戰(zhàn)國學者的一本論文集。

柏拉圖學院

由柏拉圖創(chuàng)辦于公元前385年左右，以后歷代相傳，延續(xù)不替，至公元529年被查士丁尼大帝封閉為止，前后延續(xù)將近千年之久。柏拉圖學園的兩個根本點為開放性的研討學風和以數(shù)學為最重要的研究對象。柏拉圖在學園門楣上銘刻了“不習幾何者不得入內(nèi)”這一警句。

東西方的人類歷史上，總有有一些歷史現(xiàn)象驚人地相似。在中國的稷下學宮開創(chuàng)之前幾十年，大概公元前385年，柏拉圖在古希臘開辦了柏拉圖學院。稷下學宮大約是在公元前356年開始，二者相差不到30年。稷下學宮是中國第一個高等學府，柏拉圖學院是古希臘非常重要的一個學院。不同的是，柏拉圖學院是由學者開創(chuàng)的，探索的是自然科學知識和哲學；中國的稷下學宮是由齊國朝廷開辦的，主要探討服務于政治的學術理論。兩者分別形成了后來不同的學院傳統(tǒng)。

《管子》是本什么書？

《管子》這本書的思想屬于什么流派？有人說是法家，有人說是道家，還有人說是儒家。按照司馬遷的《史記》中司馬談對道家的定義，《管子》應該屬于道家的大范圍。屬于道家里面的道法家，道家跟法家的結合。歷史上的黃老道家，大體屬于這一個脈絡。為什么有人會說它是儒家？因為它確實用了儒家習慣用的“禮”、“德”等概念，雖然內(nèi)涵很不一樣。

這兩本書，《管子》和《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是呂不韋組織人編著的，《呂氏春秋》和《管子》，在思想上有相互承接的關系。它們都大體屬于黃老道家。

下面我們著重講《管子》這本書，講管子的思想。我分成了五個點：第一點講執(zhí)政治國要順人心、遂人愿；第二點講經(jīng)濟是道德的基礎；第三點講自主即繁榮；第四點講以法治國；最后講管子敬天行道的思想。我們逐一分析。

順人心、遂人愿

先講一下順人心、遂人愿。治國的核心就是順民心，治國搞得不好就是逆民心了。

《管子·牧民》里面講：“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老百姓最厭惡的就是“憂勞”、“貧賤”、“危墜”、“滅絕”四件事。所以，執(zhí)政治國就是要消除百姓最厭惡的東西，解決百姓最憂患的東西，就是使人不憂勞、不貧賤、不危墜、不滅絕。

管子接著說：“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你能夠讓百姓快樂，百姓就會為你去憂勞了；“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你能讓百姓富貴，老百姓也愿意為了你去承受貧困；“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

這是一種交換的思想。執(zhí)政治國就是實現(xiàn)百姓的愿望，換來百姓對君王朝廷的支持、奉獻和犧牲。管仲是商人，他把朝廷與民眾的關系視為交換關系，認為治國的本質(zhì)是一種交換關系。你能為百姓做什么，百姓就愿意為你奉獻什么。什么叫領導力？領導力首先就是得滿足人，通過服務獲得領導力。

這種觀點和哈佛大學商學院的教授赫斯凱特（James Heskett）的觀點一樣。Heskett有一個模型是從《道德經(jīng)》衍生出來的，叫做Servant Leadership（服務型領導力）。他認為最深刻的領導力就是服務，通過服務來實現(xiàn)領導。

經(jīng)濟是道德的基礎

講完順人心、遂人愿，我們講第二點：經(jīng)濟是道德的基礎?！豆茏?middot;牧民》上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國家很富裕，很遠地方的人就會跑來；國家的土地開墾得好，老百姓就留居下來了；“倉稟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人的禮節(jié)、人的榮辱觀跟物質(zhì)條件密切相關。得“倉稟實”，倉庫都很滿了，人們才會有禮節(jié)；得“衣食足”，衣食很豐足，人們才會有榮辱感。沒有經(jīng)濟的富裕，就沒有禮義廉恥，也沒有禮節(jié)榮辱可談。這是非常典型的、務實的商人的看法。

百姓自主帶來繁榮

經(jīng)濟如此重要，經(jīng)濟是道德的基礎，那么，怎么發(fā)展經(jīng)濟？這樣就到了第三點：自主即繁榮?！豆茏?middot;形勢解》上說：“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讓老百姓安靜，不去擾動百姓。“佚其民而不勞”，讓老百姓快樂，不要過分勞煩百姓；“不擾則民自循”，你不去打擾百姓，百姓自己會找出路來；“不勞則民自試”，你不勞煩百姓，百姓自己會去嘗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君王、朝廷不要去干擾百姓，老百姓自己會去嘗試，自己會去試驗，自己會走出來。

大家再看《管子·禁藏》上說：“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善者要善于把有利的環(huán)境給制造出來，有了利益所在，老百姓就自美自安了。“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你不推他，他也會去。你不吸引他，他也會來。朝廷不煩、不擾、不折騰，老百姓自己會變得富裕起來。這完全是《道德經(jīng)》的觀點。經(jīng)濟發(fā)展是繁榮的基礎，也是道德的基礎。怎么才能夠讓經(jīng)濟繁榮起來，讓這個社會最終走向禮義廉恥、走向道德榮辱呢？就得尊重民眾的自主和自由。只要不去干擾百姓，百姓有自由了，就會自我嘗試、自我選擇、自我努力，繁榮就在其中了。所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自試”、“自循”，自己找路，自己創(chuàng)富。這是來自無為而治的繁榮，來自自由的繁榮，來自不干預的繁榮，來自競爭的繁榮。

無為而治，是不是政府面對市場秩序就完全不管了呢？不是這樣的。《管子》主張政府對市場的調(diào)控，主要是調(diào)控在兩個環(huán)節(jié)：第一，他認為政府必須控制住貨幣，這樣才能夠影響整個市場的運行；第二，他認為糧價必須穩(wěn)定。他認為糧食是基本的消費品，必需品，糧食不完全是商品。必需品和商品，在管理上，是有一些差別的。糧食是必需品，就意味著它的價格不能波動太大，不能時有時無。所以，管子認為，對糧食必須加強國家調(diào)控。糧食豐收、糧價下跌時，朝廷要以高于市場的價格來收購糧食、儲存糧食；當糧食欠收、糧食價格上漲的時候，朝廷要以低于市價的方式供應糧食。這樣平抑糧價，防止糧價的過大波動，影響社會的穩(wěn)定。

管子對市場進行調(diào)控的兩個核心節(jié)點：一個是貨幣，第二個就是糧食。這些調(diào)控，都是在承認和保護市場經(jīng)濟，是在市場秩序的基礎上展開的。他搞的不是計劃經(jīng)濟，而是有政府干預的市場經(jīng)濟。這也基本上奠定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模式，以后幾千年，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都是按照這個基本模式來展開的。

奢侈消費促經(jīng)濟繁榮

因為重視滿足百姓的愿望，而且重視市場的平衡，所以，管子在中國歷史上，提出了一個跟主流道德很不同的觀點。

《管子·侈靡》篇記載了桓公與管子的對話，桓公問曰：“興時化若何？” 桓公問：如何隨著形勢變化讓經(jīng)濟興盛起來？管仲回答：“莫善于奢靡。”沒有比發(fā)展奢侈消費更好的了。這種觀點在中國歷史上確實非常少見。他認為，沒有奢侈消費，經(jīng)濟就沒辦法繁榮。管子這種通過刺激消費來刺激生產(chǎn)、創(chuàng)造就業(yè)和經(jīng)濟發(fā)展的觀點，是非常特殊的。

但是如果我們理解他是一個商人，站在商人的角度就比較容易理解了。商人做生產(chǎn)，前提是要有消費。如果大家都不消費，都追求簡樸，商業(yè)和經(jīng)濟怎么運行得起來？商業(yè)發(fā)展需要有需求量很大的成長型的市場。從這個角度來說，管子看到了經(jīng)濟發(fā)展要依賴消費的上升。所以，他認為“莫善于奢靡”，認為對消費的追求，對奢侈品的欲望，有助于經(jīng)濟發(fā)展。

兩千多年以后，在1714年，荷蘭經(jīng)濟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De Mandeville)出了一本書叫《蜜蜂的寓言》。《蜜蜂的寓言》說：私人的惡是公眾的福利。里面講了一個故事，說有一個蜜蜂社會大家都很奢侈，都追求欲望的滿足，從道德上來說，是有點惡的，但是它很繁榮。新上臺的蜜蜂國領導人，以簡樸為美，反對奢侈消費，結果產(chǎn)業(yè)垮了。他們追求簡樸道德的政策，卻毀了經(jīng)濟繁榮，毀了整個國家。這本書影響很大，也引起很多爭議。

他的基本觀念跟管子是一樣的，就是認為人們欲望的滿足、人們對奢侈的追求，帶來的高消費能夠帶來工商業(yè)的繁榮，最終帶來整個國家的富強。這個觀點后來也對凱恩斯影響很大，凱恩斯覺得有效需求不足，會導致國家有效供給的不足，最后帶來巨大的失業(yè)。

如果我們今后要寫人類的經(jīng)濟學思想史，管子是應該放在前面的。他看到了需求跟生產(chǎn)之間的平衡，很有先見之明。

出于對奢侈追求的肯定，對人的欲望的肯定，在齊國，管仲和齊桓公為了聚天下之財，招商引資，吸引其他國家的商人和專業(yè)人才到齊國來發(fā)展，開辦了官辦妓院。吸引各國商人來齊國做生意，同時收取稅收，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稇?zhàn)國策·東周策》記載：“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 “女閭”就是指官妓場所。

古希臘的國家妓院

梭倫改革建國家妓院，增加國庫收入。

人類有一些歷史極其相似。就在管子去世后不久，古希臘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叫梭倫，他也在雅典開辦了國家妓院。管仲辦“官妓”，梭倫辦“國家妓院”，看來他們對妓院的問題，對妓女的存在，對性的問題，有他們那個時代的看法。

遵法而治

下面我們講以法治國?！豆茏印愤@本書里面特別強調(diào)要“遵法而治”。他認為治理大國，不能靠君王的個人意志和自由裁量，要靠穩(wěn)定的法律。法律不能是君主意志的表現(xiàn)，而是要遵循天道的法則。法律是一種發(fā)現(xiàn)和運用，而不是一種發(fā)明。他把法律放到天道秩序的背景中，認為法律必須有客觀自然的依據(jù)，這樣的法律才真正穩(wěn)定，也才有權威性。

《管子·任法》篇說法律應該“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法律要像天地那樣的堅定，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樣有自己固定的軌道，要像太陽和月亮一樣明亮，像一年四季一樣守信，讓人可預期。“然故令往而民從之。”這樣你下了法令，老百姓就會順從、服從。也就是說，法律本身就是自然法則和自然秩序，是順應百姓的習慣，順應百姓的人心。你穩(wěn)定住這樣的法律，以天地作為法律的客觀依據(jù)，這樣的法律才會得到民眾的遵從。

《管子》對法律的看法蠻有意思。他既不認為法律是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也不認為這是一個社會契約。他認為法律就是客觀的天道法則在人間的表現(xiàn)。所以，法律很神圣，不能輕易地改變它。

敬天行道：天道之本，生殖而已

講完以法治國，我們來看他的敬天行道。管仲認同奢侈消費，認同每個人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去努力，甚至還開辦國家妓院，收取稅收，這是不是很俗氣？當然管仲他自己不這么看，他認為自己這樣的想法和做法是基于對天道的認識。

管仲自己說：“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他還說：“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順著天道去運行，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運行；“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失去了天道法則，就算是立起來了，最后也不安全。

他認為自己的做法是順應天道的。那么，天道的本質(zhì)是什么呢？管子對天道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天道的本質(zhì)就是生，就是繁育生命。他以繁育生命作為審核一切的標準。對奢侈消費，對人們欲望的滿足，就比較寬容。

他說：“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天把一切都覆蓋在里面，沒有什么東西能跑到天之外，它的德，它賦予的能量和光明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大地承載一切，不拋棄一切，“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大地很穩(wěn)定，很安全，萬物都得以生殖。對他來說，天道之本，就是生殖而已。要以生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

充分肯定人們求利的沖動

商人治國的一個根本特征就是，他們在思想上認為每個人為了改善自己的物質(zhì)生活條件去努力、去奮斗，這樣一種求利的沖動是非常正當?shù)?。這種求利的沖動，帶來經(jīng)濟的繁榮和國家的富強。所以，他們充分肯定人們求利的沖動。管子認為天道的法則就在人求利的沖動之中，在人求利的作為之中。這種觀點被司馬遷所繼承。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說：“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你看，司馬遷也認同“禮”的基礎是“衣食足”、“倉稟實”。

《貨殖列傳》中還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天下人為了利益而蜂擁而至，為了利益各奔東西。也就是說，普天之下，人們都為了各自的利益而來往奔波。“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 每個人都擔任他們能勝任的工作，竭盡全力，來換取他們想要得到的；“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就是說“利”刺激各行各業(yè)的人努力從事自己的職業(yè)，以自己的工作為樂趣，就如同水往低處流一樣，晝夜不止。用不著召喚，他們自己會送來；東西用不著尋求，人們自己會生產(chǎn)；“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難道這不符合道的準則，難道這不是最自然的力量的憑據(jù)？

我們可以把管子的思想概括一下，對上要敬畏上天，要遵循天道。同時，他認為人的自然欲望就通往天道，通往上天。所以，要用法律來保護人的欲望的實現(xiàn)。

重商主義，以商興霸

好，我把剛才講過的要點重復一下。管仲治國的主要思想：要點就是順人心，遂人愿。他認為經(jīng)濟是道德的基礎。自主即帶來繁榮。以法治國。 敬天行道。這些講的幾乎都是內(nèi)政的治理。商人治國容易走重商主義道路。注重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尊重生產(chǎn)者的積極性，注重用經(jīng)濟手段來實現(xiàn)國家繁榮富強的目標。

管仲助力齊桓公成就春秋霸業(yè)，外交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在外交上，他同樣也是重商主義的做法：重利益，算經(jīng)濟賬。還曾針對周邊諸侯國搞經(jīng)濟戰(zhàn)。管仲“九合諸侯”，不僅是軍事上的聯(lián)合。諸侯會盟談判，談的不僅是軍事上的盟約，更多的內(nèi)容是統(tǒng)一市場，統(tǒng)一各國的關貿(mào)稅賦，協(xié)調(diào)當時的國際經(jīng)濟貿(mào)易關系。中央政府削弱了，各諸侯國就會自己去談判，自己去協(xié)調(diào)。管仲以軍事力量為后盾，通過不斷的商業(yè)談判，來化解可能的戰(zhàn)爭沖突。重商主義會使國家走向經(jīng)濟繁榮，同時對道德倫理的要求相對寬松。這樣的方向，大家覺得好嗎？

《管子》是一本論文集，里面有道家、法家、儒家的思想。我這次講的僅僅是它的主線索，并不是全面介紹。以后有機會再專門分析《管子》。本節(jié)課到此結束。我們下節(jié)課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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