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是中國最知名的詩詞學家之一,多年來潛心于詩詞研究和教學與詩詞文化的普及。近年來,雖年事已高,依然不遺余力地推動著古典詩詞的傳播和傳承。 7月22日,北京外研書店邀請了葉嘉瑩的老友、讀者,歷史學家汪榮祖,解釋了“迦陵先生何以能在傳統式微的現代,于吾華古典詩詞有如此深厚的造詣與巨大的貢獻”。在講座上,汪榮祖還分享了葉嘉瑩15歲時寫的一首詩《秋蝶》。
家學根底與良師教導
葉嘉瑩出生于一個傳統士族家庭。葉家原是蒙古族旗人,保留滿人習俗,但在文化上已高度漢化,漢文化浸潤下的葉家不下于舊時代的漢家名門望族。汪榮祖在葉嘉瑩的家譜中發(fā)現:“葉嘉瑩的曾祖父在清代咸豐年間官至二品,祖父為光緒年間翻譯進士。她的伯父尤喜藏書,長輩多喜吟詠,連伯母與母親也都讀詩。”葉嘉瑩也曾在一次訪談中說過,“我小時在家里讀四書,開蒙第一本書讀的就是《論語》。后來尤其喜歡《飲水詞》和《人間詞話》。”
“在北京西單附近,有一座很大的四合院,大門上原來曾有一塊題寫著‘進士第’的橫匾,她就在這座院子里出生、長大,成為她小時候生活的天地。”汪榮祖說。
“這所庭院不僅培養(yǎng)了我終生熱愛古典詩詞的興趣,也引領我走上了終身從事古典詩詞教學的路。”葉嘉瑩曾在書中寫道。
汪榮祖還分享了葉嘉瑩15歲時寫的一首《秋蝶》:“幾度驚飛欲起難,晚風翻怯舞衣單。三秋一覺莊生夢,滿地新霜月乍寒。”
葉嘉瑩1941年考上輔仁大學國文系,與詞學大師顧隨(字羨季)結下了師生之緣,她曾談到這段經歷:“伯父的引領,培養(yǎng)了我對詩詞之讀誦與寫作的能力和興趣;羨季先生的講授則開拓和提高了我對詩詞的評賞與分析的眼光和境界。先生對詩詞的感受之銳,體會之深,其靈思睿智,就我平生閱讀交往之所接觸者而言,實更無一人可相倫比。顧先生在課堂講授中所展示出來的詩詞之意境的深微高遠和璀璨光華,更是使我終生熱愛詩詞,雖至老而此心不改的一個重要原因。”
顧隨先生又如何看待這位與眾不同的學生呢?“于不佞法外,別有開發(fā),能自建樹,成為南岳下之馬祖,而不愿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這是顧隨對葉嘉瑩的評價。
對于這段經歷,汪榮祖分析道:“她接觸到的顧隨新經驗,受到來自伯父舊經驗的影響,而新舊經驗的差異,使她有更上層樓之感。不僅在輔大讀書時,得以領受老師的教誨,而且畢業(yè)后仍去旁聽老師的課,在六年之間得到說不盡的‘啟發(fā)、勉勵和教導’,于詩歌里的生命感發(fā),領悟尤深。”
汪榮祖
葉嘉瑩
“詩可以怨”在她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葉嘉瑩早歲喪母,不久遠嫁他鄉(xiāng),1949年后來到臺灣,丈夫卻遭連坐入獄,她也帶襁褓中的孩子蹲班房。丈夫出獄后,性情變得十分暴戾,她只能獨自承擔著一家老小五口人的生活重擔,輾轉半生。歷盡了人生的悲哀苦難,就在她滿以為幸福的大門即將臨近之時,一場飛來橫禍又奪走了她的愛女和女婿。她坦言,“此生于我再無幸福,要把感情殺死。”
錢鍾書曾在《詩可以怨》一文中說過厄運與詩才之間的關系:“愉悅之人沒有幻想,故不能造藝,唯恨人有之,古來才士多厄運,而后始能建樓閣于空中,遂有所成。”汪榮祖認為“詩可以怨”在葉嘉瑩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迦陵先生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備嘗艱辛,難以言喻。她身陷困苦之時,滿腹的古典詩詞給他無比的生命力,得到莫大的精神安慰。她所遭遇的諸多不幸,感而發(fā)之,言之有物;內涵既豐,意境在胸,益增其高超的詩藝,正是所謂‘困而致之’。”
1954年到1969年,葉嘉瑩在臺灣大學中文系執(zhí)教了十五年,汪榮祖也是同一時段在臺大求學。他評價葉嘉瑩:“除講解細膩之外,就詩詞創(chuàng)作的才能而言,當年臺大中文系的同儕固無出其右者,即與老一輩的師長相比,亦有過之而無不及。今日在大學講解中國舊詩詞者,不論國內外,同時有此等創(chuàng)作能力者,恐絕無僅有。”
1960年代,葉嘉瑩應邀擔任美國哈佛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客座教授。1969年,葉嘉瑩定居加拿大溫哥華,任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她身在海外,卻時刻思念著故土:“故國音書渺天末,平生師友煙波隔”“我本欲歸歸不得,鄉(xiāng)心空付水東流”……
“當時‘文革’剛過,百廢待舉,迦陵先生的愿望居然很順利得到回報,最后在天津的南開大學定居。有心人資助在南開成立中華古典研究所,出任所長,使她平生的理想有了一個可以永續(xù)經營的根據地。”汪榮祖說。
講座結尾,汪榮祖評價葉嘉瑩:“其熱心與努力可比宣教士,故能于古典式微之世,繼絕學于不墜,使中國古典詩詞得以新生,厥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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