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魯春風吾與點——記譚家健先生

譚家健

雛鳳清于老鳳聲

　　未與譚家健先生謀面時，筆者便與他有神交。1979年，我在群眾出版社資料室里，翻閱一本用人民大學分類法分類的“文化大革命”前舊書《孟子研究論文集》，讀了他的署名文章《略談孟子散文的藝術(shù)特征》。這本書的作者幾乎全是文史研究領(lǐng)域的老先生，所以，我斷定譚家健也是一位博通經(jīng)史子集的鶴發(fā)覆首者。當時，在我心目中的老先生，比較年輕的是長我三十歲的楊公驥，還有長我五十九歲的郭紹虞呢！后來，黃肅秋先生告訴我，譚家健是年輕人，北京大學中文系1960畢業(yè)生，但學問非常好。

　　出于好奇，我到建國門附近他的寓所做客。譚家健40歲出頭，身材細瘦，面容清癯，說話嚴謹，滴水不漏（筆者按，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這是跟學長袁行霈學的）。他說，《略談孟子散文的藝術(shù)特征》是他21歲時嘗試性的習作，在師友們的關(guān)懷支持下，先秦散文藝術(shù)這個研究課題，一直是他的主要學術(shù)興趣。但大學畢業(yè)快二十年了，自己進步很慢，感到慚愧。

　　譚家健對黃肅秋在1958年帶領(lǐng)他和謝冕、王水照等這些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編寫紅皮本《中國文學史》的情況記憶清晰，連黃肅秋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食堂給他們買飯票的細節(jié)都記得。這應該是譚家健最早涉足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時候。大學畢業(yè)后，他被分配到社址在北京建內(nèi)大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大院內(nèi)的《新建設》雜志社當編輯。由于工作關(guān)系，他與文學所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老先生們都認識了。1963年冬，他撰寫的《試論曹丕的〈典論·論文〉》一文，就是余冠英先生審定后才發(fā)表的。譚家健與黃肅秋依然有聯(lián)系，曾用“新建設雜志社”箋紙寫過一封信。

　　黃肅秋同志：

　　近來身體可好？《毛主席詩詞》箋注工作大概完成了吧？

　　本刊近期稿源頗為緊張，您的文章如已改好，望能及早惠寄為盼。

　　敬祈編安

　　譚家健上

　　我不知道這封信后面包含的故事，亦不知《新建設》當時稿源是多是少，但從中略見譚家健所做編輯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譚家健在干校勞動，抽空讀讀書。軍宣隊規(guī)定，只準讀毛主席和馬列的著作，他難以忍耐不能做學問的寂寞，忽發(fā)奇想，把毛主席引用過的神話寓言故事全部抄錄下來，逐篇加以注釋、語譯和解說，居然湊成了一本小書，題為《古代神話寓言選》。據(jù)譚家健講，錢鍾書先生在稿子上的批語中說，關(guān)于“坐山觀虎斗”，建議引《史記》而不要引《戰(zhàn)國策》。余冠英則說：“這時候還有人做這種事，難得。”改革開放之初，《古代神話寓言選》由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荒廢的時間和學業(yè)終于送走了一位擺脫荒廢的捷足先登者?！豆糯裨捲⒀赃x》并無前言和后記，但譚家健經(jīng)常念叨錢、余二老在這本書的撰寫中給予他的關(guān)懷和鼓勵。

　　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之后，譚家健被調(diào)入文學所從事專業(yè)研究工作。他還有一份組織上交辦的副業(yè)──給該院研究生院的新聞業(yè)務研究生授課。若干年后，他的這批學生，有的成長為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記者，有的成長為中央級媒體或省部級媒體的總編輯，甚至還有成長為黨和國家領(lǐng)導人的。這些學生都記得當年的教員有一位譚老師。譚家健曾對我說：“當時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還不能流暢地閱讀理解中國古代散文，需要慢慢地告訴他們一些相關(guān)知識。”

    五十方能讀杜詩

　　明代的陳繼儒曾賦詩云：“兔脫如飛神鶻見，珠沉海底老龍知。少年莫漫輕吟詠，五十方能讀杜詩。”引陳眉公的詩，是想說譚家健知天命前后，在學術(shù)上爆發(fā)了。誠然，他并不研究杜詩，而把后半生的學術(shù)寄托，全心全意地落實到中國古代散文研究之中。1979年，他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了《關(guān)于古典散文的若干問題》一文，對古代散文的概念、范圍、分類以及歷史傳記和議論文的歸屬等，提出了深思熟慮后的理論見解。1985年，他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發(fā)表了《“散文”小考》一文，提出散文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名稱，實際上到南宋才開始廣為流傳。這是一種縱向的學術(shù)考察。在橫向方面，他于1990年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了《云夢秦簡〈為吏之道〉漫論》一文，又為先秦散文藝術(shù)的研究留下了重重的一筆。我因為對“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樣的歌詞印象極其深刻，在讀他的這篇論文時產(chǎn)生了感慨：以先秦《荀子·成相》和培訓教材《為吏之道》為濫觴的民間歌謠起首“三、三、七”句式，居然有如此源遠流長的藝術(shù)影響力！誠如譚家健所云，它是“晚周文苑中的一叢野花”，于是乎，我突然地就更喜歡先秦文學了。

　　其實，早在1987年，譚家健就與弟子鄭君華合作出版了《先秦散文史綱要》。到了1995年，體現(xiàn)他治學之焦點的名著《先秦散文藝術(shù)新探》問世了。此書十月份出版，12月份他就親自題簽贈送我一本。老實說，我并未拜讀，而是在2003年瀏覽董乃斌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學史》的過程中，領(lǐng)略了它的特色。該書“最有價值的是第三編，即結(jié)合近年來大量出土的竹簡、帛書等考古材料所進行的研究”?！吨袊膶W史學史》還征引了譚家健的話：“本書不同于一般的論文集，而是力求比較全面系統(tǒng)地反映先秦散文的總體風貌。除了對幾部公認的名著有集中的研究之外，對于人們所不大注意的一些著作，如《管子》《鹖冠子》《尹文子》《逸周書》《公羊傳》《檀弓》等等，也做了較為深入的發(fā)掘，有些可能尚屬首次論述。特別是對七十年代以后新出土的先秦佚書，試圖從文學角度加以探究。這些題目也許正是學術(shù)界所感到新鮮的。”譚家健的這本書至少實踐了陳寅恪概括王國維的學術(shù)方法之第一條：“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同時，被《中國文學史學史》以較多的文字介紹，說明了它在中國文學史學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

　　20世紀90年代初，譚家健為《唐宋八大家鑒賞辭典》寫了一篇很長的前言。他對我說，等到以《唐詩鑒賞辭典》為開端的“鑒賞熱”冷卻后，我要寫一篇研究鑒賞文章的價值和功用以及總結(jié)“鑒賞熱”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的文章。我不知道他后來有沒有寫這篇文章。譚家健還發(fā)表過一篇學術(shù)史領(lǐng)域的力作《建國以來古典散文研究之回顧與展望》，對1995年之前的古典散文研究表示了強烈不滿。他反對貼標簽式的排列，主張個案式的深入研究，并且初步找到了古典散文研究毫無生機的癥結(jié)：“許多研究工作者往往從寫‘史’開始自己的研究工作。”由于這篇文章富于批判意識，寫得十分精彩，使得《中國文學史學史》的作者不惜不帶引號的大量征引。

　　譚家健在退休之前，還出版了《歷代駢文名篇注析》《中國文化史概要》《墨子研究》等著作。筆者無意于給他的作品做學述、開書單，只是想講功夫不負有心人，他不斷地超越初出茅廬的自己，真真地“兔脫如飛神鶻見，珠沉海底老龍知”了。

    庾信文章老更成

　　倘以耳順為起點，直至耄耋之年，譚家健始終是一位在學術(shù)之路上砥礪敦行的求道者。文學史界普遍認為，他和褚斌杰主編的《先秦文學史》，“與眾不同”。盡管“規(guī)模和格局還略顯陳舊”，但已經(jīng)不完全恪守“純文學”的觀念，較之以前的著作更加開放。對專家們一向關(guān)注不多的戰(zhàn)國兵家、名家以及新出土的著作等，均有涉及，而介紹《戰(zhàn)國策》《孟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均給予相當?shù)钠?，涉及的著作至少?0部，為以前同類著作之最。另外，對于晚近出土的文獻也給予較大的關(guān)注?！断惹匚膶W史》與《先秦散文藝術(shù)新探》的學術(shù)思路互補共生，也許還受益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關(guān)于大文學觀范式的集體意識的陶鑄吧。據(jù)筆者所知，他又出版了《六朝文章新論》《中國古代散文史稿》《中國文史哲匯通》等著作?？磥?，他在做把中國古代散文研究通下來的努力。

　　譚家健對治學也有自感不足之處──雖然對史料開掘較深，論析亦精，但思路套數(shù)較為傳統(tǒng)。這從他對我夸獎董乃斌的話中略露端倪，“他不僅基礎(chǔ)很好，而且視野開闊，思路靈活，方法出新。”也曾有人夸獎譚家健，如徐公持在談治學粗疏的弊病時，特意跟我說，在先秦文學研究領(lǐng)域，老譚的研究十分細膩。譚家健夸獎別人，還有一些特殊的說法。有一次，他說沈玉成的“春秋學”研究寫得雅。我問他“雅”作何解，他說，文字干凈、條理清楚、邏輯性強即謂雅。我這才知道，他所述的雅，與古人所云“習有雅鄭”的雅不太一樣。董乃斌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感于余冠英作古，胡念貽過早離世，譚家健退休，說，亟須給所里補充新人了。是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學術(shù)的進步是在一代代學人漸進的積累、提升中玉成的。

　　2015年以來，譚家健突然地與我交往多起來。他給我來過幾個措辭十分謙遜的電話，稱呼我“孟向榮先生”，使我誠惶誠恐。原來他又申報了一個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古今中外駢文通史”，擬將這部書稿與他以前發(fā)表過的學術(shù)著作一并以《譚家健文集》的方式出版，從而總結(jié)一生的學術(shù)。他向我問詢其中舊著的補款出書之相關(guān)事宜。我問他，“今”到何處，“外”在何方？他說，“今”到北京大學教授白化文，“外”在日、韓和東南亞國家。從中略見此書稿規(guī)模之宏大。姜書閣年近八旬撰著《駢文史論》，譚家健在相同的年齡也劍指駢文，誰云八十毋勞論散駢？“庾信文章老更成”者自當不如此。

　　順便提一下，譚家健在退休之后，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馬來西亞的一些華文院校擔任客座教授，把中國散文研究的種子播撒于異邦。他的《中國古代散文簡史》就是在馬來西亞新世紀學院出版的。2004年，譚家健在《民主》雜志發(fā)表文章《薪火相傳生生不息──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不啻一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簡史，亦反映出他與海外赤子心系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共鳴和熱情。

　　《先秦散文藝術(shù)新探》出版之前，余冠英給這本書題簽有句：“東魯春風吾與點。”這句話出處為《論語》中孔子和曾點的對話，反映出孔子愛美愛自然的生活態(tài)度。“吾”于此際指余冠英自己，“點”則指他的弟子譚家健。二十多年過去了，“吾”者仙逝，“點”者早已承擔“吾”之職責。其實，早在余冠英調(diào)教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黃埔一期”時，譚家健作為他的助手，便充當“輔師”的角色了。之后，譚家健自己也獨立帶過許多研究生，如今，他的學生多為中國文學史研究領(lǐng)域的博雅方家。記得，1996年群眾出版社出版的《國學通覽》研討會在方莊開畢（譚家健也參加了這次研討會），我送岱老（張岱年）回北京大學，在小汽車上，他有點兒無奈地說：“現(xiàn)在腿腳都不方便了，也寫不了大文章了，還能給一些書作兩千字左右的序子。”耄耋之途并不短暫，譚家健先生身體尚健，有“點”者的簇擁，指揮接力棒的傳遞，學術(shù)晚霞必將十分絢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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