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特·喬杜里：我的作家同行都忙著追逐獎項 不去寫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

 

　　另一個原因是布克獎是大多數(shù)文學出版商最主要的市場工具。如今像戴安娜·阿西爾（DianaAthill，她曾是V·S奈保爾的編輯）和查爾斯·蒙蒂思（CharlesMonteith，他曾是威廉·戈爾丁的編輯）那樣的人相對較少了，他們因為信守文學自身的價值，從而長期認同小說家，并保持著一種忠誠的態(tài)度。出版社曾經(jīng)是作家的家園，它給予作家所必需的自由空間，使他們得以創(chuàng)造出傳世的作品?，F(xiàn)今留給作家的無論是智力上還是物質上的投資都很少了，文學獎項和入圍短名單都是用來賣書的。盡管獎項這么多，布克獎卻是唯一一個具有真正商業(yè)影響力的獎項。

 

　　一想到“年度作品”竟然可以被一群人以幾乎是一天讀一本的速度評選出來，而且這個評選每年都在進行，我就覺得十分荒謬。同樣荒謬的是，認為這種方式可以為作者帶來榮耀。能夠評判一位作家的是時間，是他的全部作品，是他的讀者和其他的作家，是這些一直能在他的寫作中尋找到全新意義的人。之所以說布克獎不真誠，不僅是因為它在評選的過程中排除了特定形式的作品，諸如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還因為它只讓出版商提名列舉某一些作品。與其說布克獎所創(chuàng)造的是一種關注的形式，倒不如說它是一枚午夜驚雷。首先作為市場工具的是一份入圍長名單（今年獲得布克獎的長名單在上個月公布了）：13本小說像灰姑娘一樣排列著等待捕捉王子的目光，那些沒有入圍長名單的作品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成了侍女。

 

　　當短名單宣布以后，那13部作品中沒有入圍的也就失去了魔力，成為虛構的想象。緊接著如同魔棒一揮，最終獲獎作品的出現(xiàn)使得短名單上的其他作家無人問津。王子和公主的結合仿佛是命定的結果，至少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媒體自然的反應。自由市場賦予獲得布克獎的作品以一種童話故事般的結局——非此莫屬，這正是卡爾·波普爾（KarlPopper）在提及歷史的書寫過程時說到的：一旦歷史以某種方式發(fā)生了，無法想象還有其它可能的結果。

 

　　令人驚訝的是我（指本文作者，印度作家阿米特·喬杜里）所描述的這樣一種價值體系被大多數(shù)作家默許了。盡管大多數(shù)人感覺到這種價值體系根本不能說明他們?yōu)槭裁闯蔀樽骷?，卻很少有人去公開討論。接受（acceptance）是資本主義最令人氣餒的政治后果之一，它也影響了文學界，影響了出版商和作家處理事情的方式。布克獎如今控制著英國人如何思考、閱讀和評價書籍，可它本身并沒有什么嚴肅的批評家。至于有些人不滿意布克獎所評選出的個別獲獎人，例如，1994年當詹姆斯·克爾曼（JamesKelman）獲得布克獎后，一個評委說“實際上，他的書很糟糕”，這一行為反而增加了布克獎的魅力。

 

　　布克獎的隨機性慶祝的就是這種情況，它證實了市場所具有的突如其來的變形力量，它能夠在頒獎的時候做到無法預期。它也改變了文學作品中諸如“大師之作”和“經(jīng)典”這樣的術語。

 

　　盡管如此，很少有作家對此表現(xiàn)出吹毛求疵的態(tài)度。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是資本主義所具有的典型特征——接受。這種態(tài)度近來導致政治上出現(xiàn)深層異化的局面，并且選出了特朗普這樣可怕的人。我曾遇到過一個小說家，他過去常常抨擊布克獎，可是在他最終獲得這一獎項后，他很快改變了自己的態(tài)度。整件事情令我非常震驚，似乎是伴隨著他的態(tài)度改變的同時，他性格中的某些東西也跟著消失了。他非常溫順地做著圖書宣傳活動，仿佛是被人注射了大量的鎮(zhèn)定劑一般。那曾使他生機勃勃的圣斗士一般的苦悶情緒不復存在，他成為了一則案例，這則案例告訴人們，資本主義如何提供一種清除記憶后的滿足。

 

　　我并不是說布克獎不應該存在，我是說它需要一個替代物，這個替代物不是另一個獎項。它是作家重新拿回自己的權力，作家的作品必須經(jīng)由他們自己創(chuàng)造和評判，而不是一些來自外部的認可。一部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作品是不會被所有人舉雙手贊同的，作家如果沒有通過論證、爭辯和激情的寫作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就沒有做好本職工作。

 

　　弗吉尼亞·伍爾夫
 

　　弗吉尼亞·伍爾夫不會在某一天早晨醒來，繼而思考：“《達洛維夫人》能否入圍布克獎的長名單呢？”相反，她在作品中塑造了貝內特先生和布朗夫人，他們質疑創(chuàng)立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價值形式。伍爾夫對小說何為，小說能做什么、小說對讀者的影響力，以及至關重要的一點，我們評價或忽略小說可能性的方式這些問題所作出的重新表述，在今天如同當時一樣緊迫。

 

　　D·H勞倫斯、T·S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也都曾經(jīng)在作品內外表達過對文學的看法，因為文學為什么重要這個問題還沒有被解答出來。這個問題時至今日也仍然沒有答案。

 

　　但是，正如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的其它生活一樣，作家身上的主動性也在消失。當他們在文學慶典活動中流連忘返的時候，他們愿意讓別人來決定為什么自己的作品意義非凡。

 

　　在重要的討論中，一個占主流的觀點是，任何時候都應該放棄定義文學。在英國學術界，對什么構成價值，特別是什么構成人性這些問題失去控制權，帶來的相應后果是，英國政府采取了一個含混不清的詞——影響——來代替。“影響”的判定方式不是將一部學術著作交給其他的學者去衡量，而是交給市場。

 

　　在委婉的政府語言中，影響被描述為“在經(jīng)濟、社會、文化、公共政策或服務、健康、生活的環(huán)境或品質，以及超越學術定義等其它領域中的效果、變化或益處”。學者們發(fā)現(xiàn)，所謂“超越學術”指的根本就是市場。換句話說，學術作品的重要性不是根據(jù)它在這個領域內的影響來判定的，而是依據(jù)它在領域之外的影響。

 

　　之所以鮮少有人質疑布克獎，是因為質疑的人將會被指責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或者說話不得體。既然如此，那么當伍爾夫代表自己的性別和寫作技巧在作品中反對盛行的規(guī)矩時，她的言語也不得體，她也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但是她提出的問題需要再一次被提出來，有針對性地提出來。沉默在大多數(shù)時候都不是一個好的應答方式。

 

　　阿米特·喬杜里（AmitChaudhuri）是一位小說家、詩人、批評家和音樂家

 

　　（翻譯：朱瑾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