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張悅?cè)晃膶W(xué)對談：真正的寫作開始于異鄉(xiāng)

　　“到香港后，不同的文化對人的沖擊，令人開始思考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質(zhì)。”葛亮在6月1日舉辦的“遙望北鳶，時光成繭”對談中表示。

　　2016年出版的張悅?cè)坏男伦鳌独O》、葛亮《北鳶》幾乎占據(jù)各種好書榜榜單，兩本書都是歷時七年完成，都是將目光投向父輩、祖輩的歷史，看似不相關(guān)，卻又有某種隱秘的相似。6月1日，兩位文壇的新勢力在北大舉行文學(xué)對談，是一次具有歷史意味的對話。1917年，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xué)長，《新青年》編輯部由上海遷往北京，一個多世紀前的文字激揚與文學(xué)改革，巧合的是葛亮的太舅公陳獨秀正是《新青年》雜志的創(chuàng)辦人，這樣一種血脈的流轉(zhuǎn)在新一代文學(xué)青年的身上有了獨特的傳承。張悅?cè)弧⒏鹆了鶗鴮懙墓适锣笥谝粋€時代的逼仄、人心與生命的走向，他們所思考的是一代青年人面對歷史的態(tài)度與詰問。

　　《繭》：溫柔新質(zhì)地，文學(xué)新書寫

　　張悅?cè)坏男伦鳌独O》是2016年最受關(guān)注的長篇小說之一，自出版以來迅速登上各大圖書推薦榜單。張悅?cè)挥靡粋€跨越三代人，歷時四十年的故事，既實現(xiàn)了自身創(chuàng)作上的蛻變，又讓我們意識到，歷史自有它的延伸和流轉(zhuǎn)，歷史是每一個個體的歷史，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觀察和思考歷史的交接點。

　　張悅?cè)皇前肆愫蠓浅Ｓ杏绊懥痛硇缘淖骷摇Ｔ谶@部凝結(jié)了七年心力的作品中，張悅?cè)挥靡环N煥然的新姿重新面對廣大讀者，她帶著自己的困惑與思考，用獨屬于她的那種靈動的語言，在歷史的迷霧中穿行。《繭》成功地跨越了作家青春經(jīng)驗寫作的過往，而用更為素樸的寫作直面一個成長的陰影。小說的主人公李佳棲和程恭的童年是相似的，都在一團完全不知道的謎團中掙扎、突圍，想要弄清楚無形中捆綁自己的是什么。張悅?cè)唤柚鷥蓚€人的雙聲部敘述，帶領(lǐng)讀者看見了他們彼此匱乏而又壓抑的青春，同時也跟隨他們窺探到父輩間糾葛的恩怨，從而觸摸到了一個結(jié)了痂的歷史的傷疤。這種探尋和把握歷史父輩以及成長傷痕的寫作姿態(tài)，在80后一代的作家中，可以說是開了風(fēng)氣之先。

　　《北鳶》：雅性見跌宕，磅礴見敦厚

　　《北鳶》是作者葛亮歷時七年，首次追溯祖輩身世，以太舅公陳獨秀、叔公鄧稼先、祖父葛康俞等家族長輩的人生故事為部分原型，以商賈世家養(yǎng)子盧文笙的成長為主線，將波詭云譎的中國近代動蕩史寄予兩個家族的命運沉浮，書寫中國上世紀上半期豐盛起伏的斷代。

　　政客、軍閥、寓公、文人、商人、伶人，小說中上百位經(jīng)典近現(xiàn)代人物，群落交織，進退滄桑，渾然磅礴。這些人物或風(fēng)雅有致，或生性剛烈，或清明知禮，或隱忍智性，盡管時代風(fēng)云翻涌，命運漂浮無著，可是人生一線，恰似風(fēng)箏，人亦應(yīng)有自己的主心骨。

　　上個世紀上半期，風(fēng)起云涌，在重要的時代轉(zhuǎn)型階段，每個人都會面對時代的選擇、內(nèi)心的挑戰(zhàn)。這部小說以主人公文笙的成長為主線，敘寫兩個家族在半個世紀中的迭轉(zhuǎn)與流徙。樹欲靜而風(fēng)不止，如鳶而動，往復(fù)無際。因有一根主心骨在撐持，終歸家有時。主人公文笙被盧家收養(yǎng)，開蒙、讀書、于社會中立足、于安身中立命，歲月涓流，終匯成心底江河，“再謙卑的骨頭里也流淌著江河”。

　　作者用小說的虛構(gòu)筆法敘寫祖輩故事，朝夕觀之，山水既成，淡筆濃情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波瀾壯闊的社會全景，空間與時間跨度宏闊，人物群落眾多，但是對于眾多人物的把握自如、立體，生命力蓬勃，通篇故事脈絡(luò)清晰順暢，將跌宕的人生傳奇喻于日常，筆觸起落之間，入微而驚心動魄。

　　《北鳶》溫潤敦厚、正氣充沛，字里行間，坐言起行，自始至終貫穿的是中國人的精氣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來處，了解來處，才知道自己的去向。在那個國難當(dāng)頭的年代，命運漂浮無著。但一些“有文化傳統(tǒng)的人”還總有“一線”在牽引，文化傳統(tǒng)精神的時代意義在《北鳶》中力透紙背。在時代的動蕩深處，也便可看清一些不變至永恒的東西，沉厚如靜水。那關(guān)乎傳統(tǒng)一脈，不隨興變而動，便是這個民族依存的底氣。

　　“異鄉(xiāng)”給予我寫作的動力

　　張悅?cè)槐硎荆?ldquo;真正的寫作其實是開始于異鄉(xiāng)。”她回憶起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自己18歲的時候去新加坡的時候，會有非常強的鄉(xiāng)愁。“我最開始的寫作、最開始的小說是在新加坡完成的，那時候會有一種情緒，一個是鄉(xiāng)愁，再一個是有一種迷惘，對未來看不清楚，因為看不清楚產(chǎn)生對自我價值的懷疑，所以也是我開始寫作的一個起點。”

　　葛亮是南京人，在他的眼里，南京是一個有文化標(biāo)簽的、有輪廓的。“這個城市難以促成我的寫作的特性，或者說成為我寫作的溫床。”因此，到香港后，不同的文化對人的沖擊，令他開始思考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質(zh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