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如果影院徹底消失了，電影也就不會再陪伴我們了

　　去年的First青年電影展上，有一場名為“‘后電影’時代的電影院精神”的主題論壇，戴錦華在發(fā)言中說道“保護電影院就是保護社會”。事實上，類似的觀點她已經在許多場合表達過無數次了，作為長期從事電影文化研究的學者，對影院這一藝術空間的關注和呼吁，不只出于對電影的那份真摯熱愛，也與她對公共生活的觀察與思索緊密相連。

　　今年3月以來，全國范圍內的影院正經歷著又一波“寒潮”，不僅營業(yè)率持續(xù)走低，跌破50％，票房營業(yè)額也創(chuàng)下了十年新低。這是中國電影自2020年疫情以來遭受的第二次重創(chuàng)，如同一個人在大病初愈、稍有恢復時的二次復發(fā)，勢必會對健康造成更加嚴重的損傷。面對著這樣的現實與困境，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影院的意義，又該如何思考中國電影的當下與未來，《中國新聞周刊》就此專訪了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

　　“我寄希望于可以使人與人相遇、人與人聚集的東西”

　　中國新聞周刊：疫情持續(xù)了兩年多的時間，但比起2020年上半年最嚴重的那段時間，眼下的電影似乎反而面臨著一個更冷的“寒冬”。今年春節(jié)檔，觀影人次創(chuàng)下近年最低值；3月以來，全國電影票房屢創(chuàng)新低；2020年的時候全國影院關閉，人們渴望重新開門那一天，現在影院沒有全部關閉，人們卻好像忘記了影院的存在。你覺得這是為什么？疫情對于中國電影而言，是最致命的災難嗎？

　　戴錦華：這個問題其實很大。影院的這樣一個荒蕪的狀態(tài)，是可想而知的。一邊是疫情極大影響和阻礙了新片的拍攝，所以累積下來，這時候片源就成了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邊，這一輪奧密克戎的沖擊，以及為了應對奧密克戎的管理，從電影本身是解釋不了的，它是大家共同面臨的這種生活狀態(tài)的必然的組成部分。很多我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都被迫改變了，做劇場的朋友一定也在說同樣的事情，任何要進入公共空間的活動都面臨同樣的困境。

　　中國新聞周刊：這是一個暫時的創(chuàng)傷，還是說會在日后依然留有痕跡？

　　戴錦華：誰能預言未來？我反正是完全地喪失了評估現實狀態(tài)和構想未來的能力。不是能力，是我沒有依據。

　　中國新聞周刊：你一直有一個觀點，“保衛(wèi)影院就是保衛(wèi)電影，保衛(wèi)影院就是保衛(wèi)社會”。這種敘述是否有一點點浪漫化？電影院和電影的存在如此重要嗎？

　　戴錦華：電影《年輕氣盛》結束的時候，簡·方達飾演的角色說了一句很酣暢的話，life goes on even without all that cinema bullshit，就是帶著臟字地說沒有電影生活照樣繼續(xù)，從這個意義上說當然沒那么重要。

　　可是真正回到我們的城市生活來說，它關系到數碼時代我們的“宅生存”所造成的極端個人的生存狀態(tài)——這種所謂的“遺世獨立”極大程度上依賴著高度的社會性和社會化，必須有一個完整的機器在“宅”之外運行，“宅生存”才能夠延續(xù)下去。這樣一個矛盾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文化的、社會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寄希望于所有的公眾文化——可以使人與人相遇、人與人聚集的東西。電影是其中一種，電影院是其中一個空間、一個可能性，讓我們可以肉身相遇、肉身聚集。

　　另一方面，電影作為20世紀的藝術，它的工業(yè)形態(tài)使得它“自然地”攜帶著公共性。一個成功的電影，它的議題一定是有公共性的議題。這是我寄希望于電影的另外一個因素，希望為了影院而拍攝的電影——也就是公眾集體觀影的電影——延續(xù)社會公共性議題，同時延續(xù)公共性的分享。

　　再往后說一步，只有影院觀影的存在，電影才能夠存在。我們今天的電影的全部形態(tài)是被影院空間的限定所決定的，沒有影院空間的限定，它就可以是電視劇可以是視頻。如果你希望電影繼續(xù)成為21世紀的一種藝術形態(tài)，影院是充分必要的一個前提。

　　中國新聞周刊：這一觀點的遠處會不會也指向對一種可能性的擔憂，那就是電影也許不會死亡，但影院可能會消失？

　　戴錦華：這種表達背后的一個邏輯就是科技進步是大潮，對于生活方式的改變都是自然過程。首先我不相信發(fā)展主義進步論，我認為這是現代主義的一個神話；其次，如果在這樣的意義上說，所有的古老藝術早就都開始消亡了，但事實并非如此。如果影院徹底消失了，電影也就不會再陪伴我們了。

　　“電影已死”這個問題其實始終伴隨著電影。關鍵是怎么去定義電影。如果說這是一種用視聽結構組織起來的敘述形態(tài)，它永存，而且越來越普及。但是它并不等于電影，因為我矚目于電影的公共性，它不是一個視覺的KTV，不是一個視聽的自拍，它不是一個vlog，它是攜帶著公共議題、負載著公共情感的，這樣的一種形態(tài)是和影院這種公共空間聯(lián)系在一起的。

　　老實說，我自己在電影院的時候有時候也會突然想快進，但是電影院的意義就在于沒法快進，你可以離開但不能兩倍速，這樣的觀影條件造就了電影和電視、長視頻、短視頻的非常根本的區(qū)別。

　　當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很多東西都在現代化進程當中死亡，電影為什么會成為例外？如果不能成為例外的話，那不是我們能夠阻擋的。只是如果談電影，不可能不談影院。

　　“肯定的是，曾經有過的那種發(fā)展勢頭不可能繼續(xù)”

　　中國新聞周刊：事實上一些電影從業(yè)者認為，中國電影從2018年左右就開始進入到一個降溫降速的狀態(tài)中了，疫情所造成的進一步沖擊，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也許會讓中國電影真正冷靜下來。你對此有何看法？

　　戴錦華：我很難作出特別清晰的判斷。因為中國電影的全面爆發(fā)和中國電影業(yè)的崛起，它是跟中國經濟崛起的進程完全同步的；同時又可以說這是一個電影產業(yè)的不太自然的狀態(tài)，因為過剩資本的涌入和助推，造成了當時電影的產業(yè)規(guī)模和電影產量。在這個意義上說，當經濟的增長速度開始放緩，電影也隨之放緩是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狀態(tài)。

　　但是疫情是超出了所有預期規(guī)劃的一個災難性的事情，它對公共生活的限制和摧毀使得它對電影的影響變得非常直接。前面我們說過的數碼沖擊、“電影已死”這些說法，本身就被疫情極大地加劇了。有時候我也會說疫情有可能成為壓垮電影全球產業(yè)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我沒辦法把這個災難邏輯化，說它也許讓我們冷靜下來，我很難做這種判斷。疫情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可能是好事，它是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災難。疫情的摧毀是多層面的，對整個產業(yè)、對社會的公共性、對人們剛剛養(yǎng)成的觀影習慣。如果疫情終于過去的話，它會不會恢復、以什么樣的形式恢復，包括疫情中Netflix這樣的國際大流媒體制片機構的崛起最終會對電影產業(yè)造成什么影響，這些都是未知的。

　　當然，面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正在一個轉型節(jié)點上，中國電影會受到什么影響，我們如何冷靜思考進而使中國電影更加堅實和理性，這是一個真問題?？隙ǖ氖牵浻羞^的那種發(fā)展勢頭不可能繼續(xù)，整個產業(yè)需要更落地更夯實的，這個是我完全認同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這兩年多的電影“寒冬”中，有一個明顯的現象，那就是主旋律影片對銀幕的大比例占領和遙遙領先的票房數據。除了2021年是建黨百年的特殊節(jié)點，你認為這會成為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電影的一種趨勢、一種更穩(wěn)妥的商業(yè)選擇嗎？

　　戴錦華：關鍵取決于中國電影能不能有更豐富的多樣性。工業(yè)體系、商業(yè)體系必須建筑在一個非常豐富多樣的產業(yè)基礎之上，否則任何一種單一的選擇能不能延續(xù)都不是一個電影自身能夠回答的問題。

　　轉自：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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