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石器時代的良渚遺址、牛河梁遺址到夏商時期的二里頭遺址、殷墟遺址,從橫空出世的三星堆遺址到秦始皇陵、漢長安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圓明園遺址,以及長城、絲綢之路、大運河、萬里茶路等線性遺產所經過的眾多遺址等,這些看似類型相異、時空不同、價值多元的歷史遺存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大遺址”。
從1997年首次出現(xiàn)“大遺址”的提法,到2020年國家文物局印發(fā)《大遺址利用導則(試行)》,隨著一系列探索實踐,“大遺址”保護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方法、路徑愈發(fā)清晰可見。新時期,大遺址將走向何方?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在城市發(fā)展中有哪些新成長空間?在讓文物“活”起來理念指引下,它們能為當代人的生活帶來哪些美好?
大遺址為何“大”
“大遺址”始見于1997年的《關于加強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這份由國務院印發(fā)的《通知》,第一次使用了“大型古文化遺址”的提法。自2005年開始,國家文物局相繼公布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大遺址保護專項規(guī)劃,并建立了國家大遺址保護項目庫。每5年編制專項規(guī)劃時,項目庫雖有所調整,但總體保持了穩(wěn)定性和延續(xù)性。
業(yè)內專家普遍給出相同或相近的解釋:大遺址是建立在遺址上的相對概念,是中國獨有的概念。對于大遺址普遍認同的定義是:中國文化遺產中規(guī)模較大并且文化價值突出的文化遺址,是遺存本體和與其相關的環(huán)境載體共同構成的綜合體。
多年來,在財政部、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等多部門支持下,國家文物局啟動了“大遺址保護”國家行動,初步形成了以“六片、四線、一圈”為核心,以150處大遺址為支撐的大遺址保護格局,累計評定公布36處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67處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單位,11處大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大遺址”概念得到普遍認可,在傳承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促進區(qū)域協(xié)調發(fā)展和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增強中華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顯。
大遺址的保護利用情況復雜、水平參差不齊。一些大遺址還存在考古研究滯后、價值提煉不足、利用策略偏差、展示體系欠缺,甚至盲目建設、過度開發(fā)等問題。正是因為需直面并解決這些問題,國家文物局才于2020年印發(fā)《大遺址利用導則(試行)》(簡稱《導則》),總結多年的實踐經驗,對全國范圍內的大遺址保護利用工作具有引領、指導意義。
大遺址應“活”在當下
“大遺址承載著豐富的科學信息、歷史記憶、文化精神和社會認同,其自身價值意義的重要性和豐富性,決定了大遺址利用工作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復雜性?!敝袊幕z產研究院總工程師曹兵武說,只有將大遺址的價值載體與意義積極融入當代生活,不斷豐富內容、提升品質、服務民生,才能促進文物事業(yè)走向更加開放、包容的永續(xù)保護利用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導則》第一次明確把大遺址利用分為“價值利用”和“相容使用”兩類,并強調主要應以價值利用方式為主。大遺址價值利用指基于文物本體、文物環(huán)境、出土文物,以及價值內涵和相關信息資源等開展的利用活動;相容使用指依托文物所在區(qū)域的土地、生態(tài)資源等開展的利用活動。
大遺址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資源,一旦遭到破壞難以恢復原貌,大遺址的保護、管理、利用和傳承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曹兵武認為,一些大遺址處于城市中心,應充分考慮城鎮(zhèn)發(fā)展需求,承擔城鎮(zhèn)公共綠地或公共文化服務功能,通過考古遺址公園、遺址博物館、城市公園綠地、步道以及特定環(huán)境景觀、建筑或設施等,促進大遺址融入當代生活,成為特色公共文化空間。另一些還在進行考古的大遺址,應以現(xiàn)狀保護為主,做好科學研究、宣傳教育、環(huán)境改善等基礎性工作,輔以小規(guī)模陳列館或適當的文物本體展示。
“多年來,在大遺址保護中,從專家學者到專業(yè)技術人員,更重視的是大遺址原貌、現(xiàn)狀的保持,基本是通過維修加固以達到實體元素的保留傳承,很少從活化遺址的角度、運用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方式,使遺址‘亮’起來、‘活’起來、‘用’起來,以促進遺址自身的發(fā)展?!标兾魇∩缈坡?lián)原黨組書記李穎科認為,文化遺產作為文化的物質載體和歷史見證,必然伴隨著文化的發(fā)展而發(fā)展。
“沒有任何一種文化遺產能夠以其誕生時的‘原貌’‘原質’永久留存于世,它總是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被后人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過程中延續(xù)發(fā)展。”李穎科舉例說,明萬歷年間維修唐代所建大雁塔時,在塔體外圍加固了一層60厘米厚的磚,這種在唐文化基礎上融入明文化新內涵的做法,既使大雁塔能夠更好、更長久地留存于世,又促進了大雁塔這一文化遺產自身的發(fā)展。
文旅融合助力大遺址有新面貌
在文旅融合推動下,在《導則》指引下,一些大遺址已有了新面貌。
作為曾經世界最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之一,隋唐洛陽城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城市、隋唐大運河的中心樞紐,在世界文明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如今,天堂、明堂、應天門、九州池“四點一區(qū)”連點成片,依托隋唐洛陽城建設的隋唐洛陽城國家歷史文化公園,已成為世界大遺址保護范例。隨著2020年隋唐洛陽城天街北延項目對外開放,這里也成為居民休閑放松的好去處。
“在已有‘避開遺址建新城’的‘洛陽模式’基礎上,如何走出一條遺址保護、居民安置、基礎設施改善,以及文旅融合發(fā)展的新路,需要很艱難的探索?!甭尻栁谋<瘓F副總經理王麗娟說。作為國家大遺址保護重要片區(qū),洛陽市擁有隋唐洛陽城等9處大遺址,近年來實施了一批大遺址保護工程,建成了隋唐洛陽城考古遺址公園、漢魏洛陽城考古遺址公園等。
在良渚古城遺址被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后,良渚文化正逐漸“飛入尋常百姓家”。通過“5G+AR”試衣鏡、“5G+MR”全息文物、“5G+MR”沙盤、“5G+MR”眼鏡、“5G+VR”博物館等全新應用,5G全覆蓋的國家遺址公園——良渚古城遺址公園,讓體驗者感受到“活著的”良渚文化?!昂笊赀z時代,我們正積極努力將良渚古城遺址建成大遺址保護利用典范和文旅融合發(fā)展樣板?!闭憬『贾菔杏嗪紖^(qū)文化和廣電旅游體育局相關負責人介紹,余杭區(qū)正圍繞良渚古城遺址打造全新文化和旅游IP,通過良渚文化遺產IP建設和提升方案,帶動全區(qū)文化事業(yè)、文化產業(yè)和旅游業(yè)融合發(fā)展。
2020年國慶黃金周,良渚古城遺址數智體驗館正式對公眾開放。在體驗館內,游客可以戴上VR眼鏡結合手持設備,通過虛擬化捕獵工具體驗良渚先民捕魚、獵鹿的生活,也可以利用AI智能體感識別技術通過攝像頭捕捉訪客的手勢,與良渚祭司一起完成祈求風調雨順的祭祀……此外,在良渚新城的中國(良渚)數字文化社區(qū),以游戲、動漫、影視等數字文化產業(yè)作為核心發(fā)展方向的綜合產業(yè)體系正在形成。目前,這里已聚集60余家優(yōu)質企業(yè),其中淘寶、網易、創(chuàng)夢天地、游卡、競界電競、爆笑蟲子、早晚讀書等細分領域龍頭企業(yè)和優(yōu)質項目達30余個。
2011年,陜西省與西安市以漢長安城申請設立了國家級大遺址保護特區(qū);2020年又提出在漢長安城創(chuàng)建國家文化公園的申請?!皣椅幕珗@是國家文化戰(zhàn)略和文化建設的新形式、新載體。它是一個類型集合概念,不同的國家文化公園各有自己的文化主題定位。”在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李驪明看來,中國的文化公園主題定位要能夠體現(xiàn)中華文化的獨特創(chuàng)造和價值系統(tǒng),展示中國形象和中國高度。“對于漢長安城國家文化公園的主題定位,經過深入思考和研究,我們認為最能體現(xiàn)國家文化戰(zhàn)略和漢長安城資源賦存比較優(yōu)勢的主題是‘漢長安城國家古都文化公園’?!?/p>
“國家文化公園是一種可以和考古遺址公園無縫對接的文化工程模式,它有一套規(guī)范和主體功能分區(qū)的要求。這種模式不但適合線性的文化遺址,更適合面積巨大的圈層結構的片狀文化遺址?!崩铙P明表示,國家文化公園的突出特點是文化遺產的積極性保護和綜合性開發(fā),其管控保護區(qū)、主題展示區(qū)、文旅融合區(qū)、傳統(tǒng)利用區(qū)劃分具有較強的科學性和實用性?!霸谖覀兇_定了漢長安城大遺址的模式、主題、文化內容和發(fā)展策略后,將會結合這里的文物文化資源的空間分布、資源類型、周邊自然人文條件、配套設置等具體情況,進行嚴謹的系統(tǒng)化設計?!保ㄑ洠?/p>
2021年2月4日《中國文化報》第8版刊發(fā)特別報道
《“亮”起來、“活”起來、“用”起來——大遺址有大未來》
轉自:文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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